文/曾纪鑫

秦始皇

    秦始皇创下了许多第一，其中一项就是公开卖官。

    那是始皇帝四年的事，离他灭掉六国统一天下还有十七年。《资治通鉴》惜墨如金，仅用十多字予以记载：“七月，蝗，疫。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也是史书第一次记载政府公开卖官。

    所谓卖官鬻爵，官与爵相连，但二者有着一定的区别。官是实职，爵是虚位与荣誉。但在秦国，爵位比官职重要。秦孝公变法，制定二十级爵位。当官有俸禄，而爵位则拥有更多的权益，可免除徭役、豢养门客、赎回奴隶、减刑抵罪等。普通百姓，交纳一千石粮食，就可赐封一级爵位。当然，秦始皇还是有“底线”的，并非所有爵位都可以用钱粮买到，比如“三公”这样的高爵位就不出卖。

    其实，在秦始皇之前，也有卖官之事，比如《管子·八观》写道：“上卖官爵，十年而亡。”《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著，也有观点认为《管子》作者并非管仲，不过托名而已。不管作者是谁，其成书年代至少在始皇帝纪年之前。那时的卖官，就败坏了社会风气，导致王国衰亡，可见卖官程度之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卖官属于私下交易、暗箱操作，像秦始皇这样明目张胆、明码标价卖官并载入史册的，还是第一次。

    卖官鬻爵，需要一定的条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夏、商、西周时期，官爵世袭，也就没有卖官的土壤。有需求，有市场，才有供方，供需双方形成一定的利益链，卖官买官才有可能。要使官爵成为商品，社会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官爵一直属于稀缺产品，只有秦国商鞅改革实行中央集权，打破世袭制，实行军功、政绩等多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卖官才有可能。最为关键的是，只有官爵成为有利可图的肥缺，授爵不仅仅是荣誉，当官不仅仅是干活，老百姓才会趋之若鹜。

    自从秦始皇公开卖官，撕下了私底交易的遮羞布，此后的封建王朝，也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因此，买官卖官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卖官鬻爵”一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沈约的《宋书·邓琬传》：“琬（邓琬）性鄙暗，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较。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

    卖官名气最大的皇帝当数汉灵帝刘宏，他在西园开辟了一个交易所，专门用于官职买卖。官职明码标价，地方官是朝廷官价格的两倍；官员升迁，必须按价格行事；同一官职，如果需求者众，还可以竞标，出价最高者中标胜出；最有“创见”的是，如果认可价格却无现金，那么可以“打白条”赊账，先上任，再还债；汉灵帝不仅出卖低级官爵，就连“三公”这样的高官职位也敢出售，司徒、司空、太尉各标价一千万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了专制皇权的末代清朝，官职已“进化”为一种“正规”商品。听着不怎么顺耳的“卖官鬻爵”，也有了新的名词——捐纳。到了清朝中期，捐纳不仅合法化，还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分为四种类型，即捐实官、捐前程、捐考试资格、捐升迁。

    出官任职，意味着可以掌控丰富资源，这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是一件十分实惠、荣耀的大事。久而久之，普通百姓便对官员形成了一种崇拜的心理，人人心向往之。钱粮，事关物质生存；官爵，是比生存层次更高的生命发展与心理需求。二者之间，因卖官、买官形成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的商品交换。

    官员交钱做官，都想要捞回本钱，有的甚至还要大赚一把，因此，贪污腐败在所难免。官场腐化堕落，势必影响、污染社会风气，成为一大弊政。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须一分为二地加以看待，买官卖官利益链的形成与推进，百姓可用粮食购买官爵，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纵观古代皇帝公开卖官史，各代情况殊异，但多与天灾人祸、财政匮乏相关。秦始皇首创公开卖官之先河，是因为那年七月蝗虫肆虐，出现了瘟疫与饥荒。

    《资治通鉴》对汉武帝元朔六年的一次公开卖官记载颇详：诏令民众可以拿钱购买爵位，判刑坐牢的也可以出钱减罪或免罪。设置名曰“武功爵”的赏官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共计黄金三十多万两。凡买武功爵至第七级“千夫”者，可优先授职，出任政府低级官吏。

    汉武帝刘彻这次大规模公开卖官，是因为连年攻击匈奴，每次出兵达十多万人，对斩杀、俘虏敌军的官兵实行奖励，奖金高达二十多万斤黄金；而死亡的战马也有十万多匹，还不包括粮草等后勤供应。国库出现严重亏空，军费难以为继，为使国家行政机构正常运转，出征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诏书，明码标价，出售官爵。

可见古代皇帝卖官，并非全属骄奢淫逸与腐败享受。

曾纪鑫

曾纪鑫，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出版专著三十多部，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