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科学外史》如何见“外”

江晓原的《科学外史》已经出到第3集，这套书是他为法国科学杂志《新发现》中文版写了13年的专栏文章结集，涵盖天文地理、宇宙太空、科技科幻诸多领域，作者从历史上种种趣事入手，揭示科学之前世今生，将科学从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神坛上请下来，还其应有面目。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这段介绍其实不完备，至少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点。江晓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关于性学的，叫《公元14世纪前的性科学》，他是当代中国较早从事性学研究的学者，研究历程长达30多年，这方面的著作出了好几本。

在《科学外史》里，也有些文字是谈性学的，比如《“内丹”之谜：自然奥秘还是人间神话？》《中国一项真正的世界第一》等等；不过记者今天想要推荐的倒不是这些。

《科学外史》不是科普书，其中不乏对科学的调侃、审视，就是没有传统的“科普”。

江晓原明言：“想和读者分享我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都是在‘反科学主义’（反对唯科学主义）纲领下形成的，所以经常能够和老生常谈拉开距离。‘外史’是双关语：自学术意义言之，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自中国传统修辞意义言之，则有与‘正史’相对的稗史、野史之意，让人联想到《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之类。”

事实上，《科学外史》中不乏战斗性，而这战斗的矛头，就是指向某一批科学界人物的。

“在科学告别了它的纯真岁月之后，就一头和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是我们自己促成的，因为我们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要经济效益。……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就像一位工于心计的交际花。她艳光四射，颠倒众生，同时心里却很清楚自己要谋求的是什么。而且她还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围绕在她石榴裙下的倾慕者们，许多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昔日纯真少女的倩影中，他们是真心热爱她、崇拜她，对她有求必应，还自愿充当护花使者……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当代的科学争议中，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一方，总是竭力掩盖这种经济利益，这也是他们热衷于将争议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一旦将争议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公众的发言权也就被剥夺了，只有科学家才懂科学嘛！

一语道破“科学问题”的奥秘后，江晓原转身又对“影响因子”开战。他用了9篇文章，指出令中国一部分学者神魂颠倒的“影响因子”其实是一门生意，有不少“操作”空间，那些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国际学术界顶尖玩家，都在里面上下其手，赚得盘满钵满，实乃深谙潜规则的“老司机”。

对勾股定理的370种证明

《科学外史》战斗起来很犀利，但是更多的还是心平气和的持平之论，《勾股定理的荣誉到底应该归谁？》就是一例。

勾股定理在西方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20世纪20年代，一些中国的数学教科书中开始将勾股定理命名为“商高定理”，理由是中国古籍《周髀算经》中记载着一个名叫商高的人，对周公讲了这样一段话：“析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这段话毫无疑问是在谈论勾股定理，而周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商高既和周公谈话，当然是周公的同时代人，这就比毕达哥拉斯早了数百年，所以商高理应获得勾股定理的荣誉。

江晓原认为，其实在毕达哥拉斯之前一千多年，古代巴比伦人已经知道勾股定理，况且毕达哥拉斯本人是否对勾股定理作出过证明，至今并无确切证据，所以如果将毕达哥拉斯视为勾股定理荣誉的第一候选人，那他的资格并不牢靠；可是另一方面，历史上是否真有商高其人，还没有确切证据，在战国秦汉之际的著作中，托引古人是一种流行的修辞方式，所以商高如果作为勾股定理荣誉的候选人，他的资格还不如毕达哥拉斯牢靠。

更重要的是，在毕达哥拉斯身后的两千多年中，西方世界的学者不断给出各种各样的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前后竟有370种以上，其中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给出了一个特别简洁而优美的证明。

相比之下，商高只是陈述了勾股定理在勾三股四弦五时的特例，既没有给出定理的普适形式，更未给出定理的证明。直到东汉末年，学者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才给出了勾股定理的普适情形及有效证明，这才是中国人完成的对勾股定理的真正证明。赵爽依据的方法和欧几里得倒是不约而同，不过他比欧几里得晚了约五百年。

记者认为江晓原就此作出的结论特别有借鉴意义，在此抄一下：

“在搞科学史的人中间，确实有不少人对于荣誉争夺战情有独钟，这种荣誉争夺战对于科学史研究有时也确实不无促进作用。不过在我看来，即使加入这种荣誉争夺战，也应该尽量讲求费厄泼赖，意气用事、民族沙文主义、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等等，都是违背费厄泼赖精神的。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尽量避免开启战端——所以将这个朴素的定理就朴朴素素地称之为勾股定理，是最稳妥的。”

来自北纬36°的“穿越”

前面说了，江晓原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科学外史》里有关“天学”的文章不少，但是这些文章读来不仅有趣不枯燥，而且特别能开脑洞。

比如《古代中国宇宙有希腊影子吗？》，江晓原从一部古书里的二百来字记载中，找出这样一个事实——一部天文学仪器，曾经被装置在北纬36°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诞生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浑天理论。江晓原又抽丝剥茧，找出可能设置这部仪器的3个地点，都与北纬36°有一度以上的距离，而中国古代的天文测量水准已经很高，不可能有这种误差。

然后江晓原展开地图，沿着北纬36°一路向西，真的找到一个特殊的地点，就是希腊东部的罗得岛，这个岛曾以“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太阳神雕像著称，它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希帕恰斯长期在这个岛上工作，这里有他的天文台。

公元前后，一个来自希腊罗得岛的人，向中国天文学家描述了某种专业知识？

孤证不立，江晓原在另一篇文章指出，在《周髀算经》中就包含了古希腊人所知道的地球寒暑五带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完全不是中国本土的——后人赵爽为《周髀算经》作注时，他明确表示无法相信。

江晓原含蓄地说：“看来，在古代中国的宇宙模型中，早就有古希腊的影子若隐若现了。”

读这样的《科学外史》，就像是看侦探小说；而这样的江晓原，虽然口口声声自己是“反科学主义”，倒令人觉得他是留守在“科学的纯真岁月”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