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文

弗兰纳里·奥康纳终身未婚，39岁离世

疾病会改变人的气质，对作家来说，它能形塑风格。苏珊·桑塔格说得好，疾病本身就是隐喻。普鲁斯特自幼哮喘，伍尔夫、普拉斯不堪精神分裂，写《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麦克勒斯一生残疾，厄普代克先生曾因牛皮癣不大自信。更为不幸，一生与红斑狼疮较量，终身未婚，39岁匆匆离世。

也许有人会说，“健康的奥康纳”就不会成天待在农庄里养孔雀，她的生活圈会更开阔，题材会更深广，长篇会更多，不至于总耽于没完没了的“人性”思索。然而，这些事后诸葛亮的假想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忽略了一点：疾病给予了奥康纳什么。这位“南方文学先知”，短篇小说圣手，如果没经历病痛，很可能就是一个“傻白甜”：一个在美国海滩晒太阳的泳装女郎。有时，我甚至觉得红斑狼疮和奥康纳笔法很契合。也许，你会觉得这种想法真是荒唐。

正如此病的中文译名，它症状“像狼一样狡猾”，出没无常，游移不定，是免疫系统内的“潜伏者”。一旦现身，就会造成皮肤与内脏的系统性崩盘。你不难理解，奥康纳故事的冷酷暴力、怪诞诡异到底从何而来。有人曾用“逼仄”来形容奥康纳，但这可能都只戳中了局部。在我看来，奥康纳的杰出，在于一种女性和“狼性”的结合，祷告和诅咒的“双声”。

她的故事大多有些套路：愚蠢自私、冷漠自负的人物，突如其来的厄运、暴力和死亡。但是，她写得反常，写出了杂糅的“怪味”：用一种“非人性”的暴力嘲笑“人性”，在宗教的语境中发出非宗教的“杂音”。就像《好人难寻》里那个老太太对逃犯所说，“你不像一个普通的人”。

我从不认为，她的小说里四处横溢的人性之恶只是为了阐述“原罪论”，在等待救赎、感化和皈依。《好人难寻》中的老太太，在全家假日旅行时，心血来潮，非要绕道去看年轻时的老宅。结果出了车祸，路遇逃亡歹徒，又因指认，惹来全家身亡。老太太企图用宗教感化歹徒，反而被连射三枪，死得更快。

奥康纳就和杀手一样，不仅让宗教在暴力面前失效，还用三个枪子儿崩了“愚蠢、唠叨和假模假式”。我更愿从患病的角度，理解奥康纳的绝望悲观，那种焦躁后的残忍冷硬。既然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不如在故事里玩命地报复，寻找宣泄和平衡。她曾自言：“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

这就像话剧，不能像电影一样不动声色，而是要有大动作，大腔调。奥康纳的动作是，用暴力惩罚主人公，让他们面对冷酷现实，别再瞎做梦。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里，一个患上“白人优越症”的母亲，永远活在自己的祖先荣耀中，做着南方淑女的美梦，对黑人抱以调戏的“施舍”，最终受到惩罚。儿子对母亲百般厌恶，终于有了教训母亲的机会，恶毒补刀：“整个有色人种都不会再接受你盛气凌人的一分钱。”

直到这时，奥康纳的标题才那么刺眼，原来自以为是的优越，不过是“上升的幻觉”，它很快就会被汇聚填平。

《天竺葵》就说明了汇合后，美国南方的普遍焦虑。老达德利每天都要注视对面窗前按时端出的天竺葵。他不能忍受这种日常有任何改动，哪怕只是时间。最终，对方一怒把花盆推下。显然，天竺葵隐喻了南方世界原有秩序（包含他看待黑人的姿态），当北方“纽约”打破了老达德利的观念期待，就会产生认识崩塌和情感幻灭。从而，这样一个表面看似认知强迫症的故事其实隐喻了旧秩序颠覆后的躁狂与“戒断反应”。

奥康纳想做的绝不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而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故事里的惩罚者。

（作者为书评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