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和一个北京女孩在上海逛街，路过一间咖啡馆，外墙上挂着切·格瓦拉那张著名的贝雷帽照片，女孩立即两眼放光，看着墙上的切，露出赞叹的表情。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对切·格瓦拉的敬重多于喜爱，我敬他没有被权力腐蚀，能够放下高官厚禄，为了理想去丛林苦战；他那句名言“如果有一天，他们来给你们建学校、修道路，那是因为我们来过”，也很动人。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外孙卡内克·格瓦拉的小说集《33场革命》，爱屋及乌，我马上就找来看。

作家与外公的复杂情感

首先要说清楚，卡内克并没有见过他的外公。切·格瓦拉1967年被杀害，卡内克1974年出生，他的母亲是切的长女，父亲是一位墨西哥革命者。卡内克少年时在欧洲生活，12岁才回古巴，21岁离开古巴去了墨西哥，从事写作、音乐、摄影、设计等工作，2015年因心脏病去世，年仅41岁。他的父母应该是以格瓦拉为荣，所以把这个姓给了卡内克；卡内克本人对此则有着复杂情感。一方面，切·格瓦拉的形象从革命战士变成全球化消费符号，卡内克身为文化人，不可能对这种吊诡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外公为了一个崇高理想奋斗终身，自己顶着格瓦拉的姓氏，每天要面对这理想的现状，这中间的反差必然带来撕裂。对理想最大的摧折，常常不是外界的打压，而是来自理想内部琐屑现实的磨损侵蚀。卡内克在古巴的9年，古巴尚未开始改革。出现了不少社会丑恶现象。卡内克正青春年少，自然有忧愤之感。这种忧愤投射在他和外公的关系上，就是无力挣脱、不甘依附。切·格瓦拉年轻时和好友游历南美，写下《摩托日记》，卡内克就写了一本《没有摩托的日记》；在《33场革命》中，他点名调侃过切·格瓦拉，不过很有分寸。卡内克的好友曾经回忆说，卡内克很反感别人说他是“切的外孙”，但是内心很尊重切的正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曾经说过，嵇康等人，貌似不尊重礼教，其实内心正是太相信礼教，把礼教当宝贝，看到别人都在利用礼教，于是刻意装出放浪形骸的样子，以此和利用礼教的人拉开距离。面对外公，卡内克正是这样做的。

从《33场革命》看到名著影子

卡内克的文思据我看来得很慢，不算高产；《33场革命》收了他9篇小说，一共才13万字，可是其中一些故事，他写了十几年。从小说文本来看，他尝试了多种风格。首先就是《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那种反叛、迷惘的意味，对社会底层的描述，对俚语乃至脏话的运用，都流进卡内克笔下，毕竟那时他也才20来岁。还有黑色幽默和荒诞，这个不算流行，但也不会过时；书里有些句子让我联想到《第22条军规》。流行通俗小说里那种新闻式的写法也有，卡内克借鉴这种手法时，显得干净利落。作者也不能摆脱南美大环境的影响，书中《娱乐中心赢了》和《一位嗜血艺术家的独白》这两篇，都有魔幻现实的影子，但是“味道”还不够。书中堪称上品的还是点题之作《33场革命》，写了体制内一个小公务员的33个人生片段，小说在平静中导向惊涛骇浪，用笔老到，读后的感觉是作者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写法。这篇小说，卡内克从2007年写到2014年，此时作者的生命已经快走到终点了。小说集当中的一些篇章、人物和故事隐隐有呼应勾连之势；我不禁猜想，作者有过某种雄心抱负，这些短篇故事是“拼图”的一部分，最终要拼成一幅时代画卷。毕竟，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这名字就属于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