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辛成

从小在电视机前长大,那几款肥皂的广告可谓耳熟能详,细菌们在显微镜下沸乱的猖狂模样叫人头皮发麻,洗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美国生活多年,每一次看到卫生间里贴着“雇员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必须要洗手”的条子,还是会觉得可乐。雇员得洗,难道顾客就不用了么。

可是一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医生在做手术之前都是不洗手的,这还是在外科手术算得发达的西欧。为什么呢?一来是因为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多半出身富庶,既然身为高贵的绅士,和求医问药的普通劳动群众相比起来,怎么会有不干净的道理。二来是那时候的医者没有看过肥皂广告,对细菌的存在都懵懵懂懂,所谓“干净”的定义自然也和今天大不一样。

伊格纳茨·塞缪维斯就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1818年他出生在匈牙利布达。1847年,正值壮年的他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被分配到负责产妇的单元,这里是奥地利技术最领先的医院,但是产妇们在这里死亡率仍然高得惊人。最令人费解的是,很多产妇的死亡并不是发生在分娩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分娩后。孕妇在健康产下婴儿之后,出现了腹部胀大,多处脓肿和持续发烧,最终死亡。分娩前后几种死因相加,产妇中五个中就有一个有去无回,十九世纪的产妇真可谓高风险。

塞缪维斯每日目睹这般情景,心中非常沮丧,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都生完孩子了,产妇还会被这个所谓“产褥热”的死神给带走呢?他发现,负责接生的有两个部门,一个是由接生婆负责,另一个则是由医生负责。按照今天,我们肯定会认为医生接生更为安全可靠,因为接生婆只有经验,医生却手握科学。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如果你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孕妇,轮到医生给你接生,你的死亡率反倒要比接生婆高九倍。

记录这个数字的人正是塞缪维斯,他开始意识到,产妇的高死亡率应该和医生的某些工作特点有关,但是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忽然有一天,塞缪维斯的一位同行在尸检时一不小心割伤了自己的手指,几日之内这位医生也出现了腹部胀大、多处脓肿和持续发烧的症状。这个事故给了塞缪维斯启发,他这才意识到所谓的“产褥热”男性也会得;而且这个病还和一个要素有关,那就是尸检。

塞缪维斯大胆提出,外科医生因为经常要做尸检,所以双手不洁净,应该在接生之前洗手。他写了一张这样的字条,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卫生间里,要求同行们用漂白粉(化学成分次氯酸钙)仔细洗手,然后才能去接生。塞缪维斯的做法立竿见影,根据他的记录,很快产妇的死亡率就跌到了百分之三。照理说医生们应该弹冠相庆,将塞缪维斯奉为英雄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

相反,医生们讨厌塞缪维斯,这不仅仅因为他逼着大家用难闻的漂白粉洗手,也不仅仅因为他的说法伤害了医家的尊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塞缪维斯虽然提供了结果,但是他解释不了原因。在崇尚科学的圈子里,只有观点没有证据,你就是异端邪说。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塞缪维斯不知道微生物和细菌的存在,把尸检这样勇敢崇高的科学作业和死亡盲目相连,鼓吹医生手上带有致死的物质却又说不清是什么,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被同事讨厌呢。

塞缪维斯的合同到期后没有被续签,他黯然回到老家布达,在那里的产妇医院更为坚决地贯彻了术前洗手,所有器具床褥都要用漂白粉消毒的规矩,虽然产妇死亡率下降了,但塞缪维斯很快又遭到同行厌恶和排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他,精神开始崩溃,他频繁造访教堂,在街头拦住怀孕的女子劝诫她提醒医生洗手,他倾注精力把自己的理论写作成书,但其中一大半的内容都是对他敌人的人身攻击。

最后,他被自己的妻子以度假为名骗进精神病院,几日之后死于他搏斗了一生的疾病——创口感染造成的疾病并不是什么“产褥热”,而是败血症。

沈辛成主播,策展人,唱作人,著有《纽约无人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