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洪

李三汉的雕塑

    正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展出的“三汉雕塑展”引起画坛的关注，在展厅观摩时，我希望从这些熟悉的作品中，厘清一条线索，找出一致的风格。李三汉的雕塑形式风格是多变的，从形式多样的作品中看得出他把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国画的点线结构，油画的块面构成，装饰画的夸张变形都吸收于雕与塑的创作之中。

    对雕塑家李三汉的作品，人们更多关注他的主题性人物创作，但我却更喜爱那些展厅中情态各异、意态万千的动物形象。

    从这类动物雕塑中可以看出，作者为了使人们步入美好的意境，总是从平和幽静、自由自在的立意中，去追求“自然美”的协调；从天真、爱慕的构想中，去发掘“生态美”的无限；又从神采丰韵的巧思中，去探讨奇异美的变化。虽然动物有些令人讨厌的地方，但雕塑家李三汉在作品中，都巧妙地隐去，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悦目赏心的形象，作者就是这样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动物界所不能提供的“艺术美”。李三汉的选择是聪明的，我似乎由此感到了，他意识深处的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

    形象的写意处于写实与抽象之间，它既不会使人产生一览无余的简单，也不会令人有望而却步的深奥。它引导人们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心理作用之下，去把玩、体味，感觉艺术作品的整体及每个局部、细部的“意味”。智慧生成形式，写意凝固着瞬间感悟、生命激情。当事物的本质与艺术家的精神高度对应时，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便自然地摈弃了表象的细节，抓住并突出客观事物中，与创作主体相契合的那些特征来表现情感，抒发意兴。这就使得作品更趋于符号化，并与感觉、理念融为一体，从而增强了其在空间、时间上的恒久性。所以，雕塑的写意性，即是在雕塑中将人与事物之间的那种精神超越凝固化、物质化、人性化。

    艺术家塑造的虽然是动物，表现的却是人情、人意。人有人格，物有物格，雕塑家李三汉所表现的动物却不全是本来的品格。他巧妙地借用了“人”所特有的情性，不仅从意象上，而且从物象上，赋予动物可人悦目的情姿意态。试看这些动物，总是避免了动物的可恶、可怜之状；适度的艺术加工，使其以姿韵闲雅的仪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艺术技巧的运用怎样才叫适度？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我想，李三汉的动物形象，首先是依据动物固有的个性，同时又强调每件作品的艺术特征，形成某种主题或意境，然后以夸张的手法，使形象更为准确。于是，人们觉得形式和内容结合得恰当、适度。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看着摄影家拍摄自己的雕塑作品时曾说：“我认为每一件雕塑，无论从虫子的视野，飞鸟的视野，人的视野，总之，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应该是有意思的。”从这句话里我们自然找到一些全方位美感的答案。

    正如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一样，没有相应的抽象也没有艺术的创造和欣赏。雕塑作品《亲昵》作为狐狸的造型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夸张，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狐狸那窃窃私语的尖嘴和神情。《亲昵》拟人化的造型手法，舍弃了细节而突出了特点，更注重了“神似”。长而尖的嘴，挺而尖的耳，面颊的弧线和亲昵的表情，都比真实的狐狸更生动，这种夸张手法恰如其分地体现出狐狸的狡黠和机灵，这种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手法，使我想到齐白石水墨写意画中“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精辟之言，并联想到中国画中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李可染的牛、黄胄的毛驴和汤文选的虎。

    笔墨的简约，是对生态理智的条理性表现，是“活”的表现，是“灵”的表现，仅仅识“体”是达不到的，只有体和灵的完美表现，才称得上造型艺术的“简约”。李三汉《雄鸡高唱》《猫头鹰》等作品中的简约不是简单，更不是粗糙。简约是需要有深厚的功力和眼力的，作者对于所塑造的各种动物形象，有着艰苦的探索和长期的研究；实地观察，不避严寒、酷暑，深入其境；理论研究，惟恐或有不及，求广求精。这些动物雕塑不是简单地反映生活中的感受而是巧妙地抒发情感，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小小雕塑洋溢起无穷的、充满意味的魅力。

李瑞洪

李瑞洪　画家、评论家，在艺海里荡起理论与实践的双桨。【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