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所谓“后现代”,在时间感受上来说,是把“现在”抬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一般认为,消费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直观感受。有关消费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而在消费主义的后面,则是社会时间指向当下、此刻。这与“现代主义”形成了差异。
现代主义也被认为是“现在”取代了古典主义的“过去”和宗教主宰的“未来”。但实际上,“现代主义”确立人的现实位置,而不是将美好的想象寄托于回复古典的“黄金时代”或者宗教所指引的虚幻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人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的思想。现代主义以谋划人的现实幸福而非“千年至福”为指向,这里面的“现在”是一种相当长期的时段,其实也就是未来,只是这个未来不是虚幻的弥赛亚,而是人可以想象并在实践中迎接的未来。现代主义总体而言仍属于一种“理想主义”。
“后现代”状况则是超级现代的,在一切方面都体现了“超限”的特征。这里有超级消费,每个人的消费首先是为自己满足,通过购买与使用寻求快速社会进程中的存在感,而不见得是身份地位上的竞争性标榜,个人幸福神圣化。这里有超级自恋主义,自我迷恋在年龄与身体的恐惧中暴露无遗,装嫩扮酷与修理容貌的生活化医疗兴旺发达。这里有超级个人主义,个人对自己可以负责或不负责、自律或放纵,怎样都行,一面是自我迷恋,一面是随意支配生命的方式,包括沉溺性的瘾症、极限冒险和抑郁自杀。在整个社会,生产已经超过了需求,但生产的链条不能中断,利润不能中断,因而“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转换了话语形式,启用对消费主义的提倡和保护,消费代替了需求,而且把消费等同于需求。生活方式的商品化,不再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反而受到鼓励,节约的思想受到摧毁。
福柯曾深刻揭示,现代资本主义以巧妙的规训与惩罚机制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铸造标准化的行为,以使人们被有效地纳入生产体系和统治体系。严格地说,这是现代主义的管制技术。而“后现代”状况下,这一套规训与惩罚的技术虽然未必刀枪入库,但惩戒也进入了“后惩戒”方式,更多地是通过时尚制造、流行发布和时髦商品,把人们“吸引”到潮流中来,吸纳到资本体制中来。通过定义时尚和过时,通过欣赏和嘲笑,通过选择和排斥,人们貌似在进行自主的、自愿的行动,实际上落入到制造商的布局之中。
在时尚的统治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流变,一方面是不再坚定、执着和自信,另一方面是更易接受异质性、多样化。媒体将一切变成节目,包括政治议题、战争和苦难,就连宗教也在变化,放弃了苦修和冥想,而提倡较为轻松的博爱和趣味。技术加速带来了眩晕感,技术化使变化本身受到崇拜,而目标和方向令人焦虑。时尚体制让人陷入即时满足,而钝化了对长期价值的敏感。
应接不暇的变化丰富了体验,又碎裂了时间。从此,体验代替了经验,人们很少再经历什么,而是不断体验着新的刺激。繁多的体验,以及时尚体制需要的接受、学习、适应、追逐等环节,都是需要时间投入的,时间不得不被安排给更多的事务,使花在某件事情上的时间变短。体验是即时的,与“过去”没有关系,与历史没有关系,时间的度过,不再是未来经由现在而变成过去,沉淀为个人经验,而是在不断的体验中碎裂为一个个“现在”。传统与记忆也被时尚化了,过去被重新改造,以适应现在的口味,服务于售卖的目的,传统再生为时尚物品,就像乡村游,作为“现在”的一种参照,一种不希望仿效的观光对象,如果没有网络,那就连观光的条件也不具备。
“现在”的长度变短了,“现在”一旦过去就被抛弃掉,也无需或来不及展望未来,而且不确定性太大,展望也没有什么用处。时间坍塌为“现在”,而且“现在”的分时机制越来越强,“现在”越来越当即化。个人性取代了集体行动,刺激感取代了幸福感,欲望的迫切性、消费作为幸福的承诺取代了美好未来。一种停止展望未来,或者只展望刺激性体验、“黑科技”未来。新的时间精神仍然是分秒必争的,但不是计划性,而是立即获得并享受。
“现在”推向了极致,扰乱了时间节奏。人们为游戏画面掉帧而苦恼,卡顿不只指画面停滞,还指流畅度的不理想;电脑和手机开关机的几秒钟变得漫长而难以忍受。休闲时间的延长,没有带来闲适的生活,而是带来时间的紧缺,因为值得体验的事项在增加,时尚生产加快导致跟上它所需要的时间投入加大,信息高速流动使人害怕漏掉了什么而被排除在交流之外。
时间的冲突在增强。因为要体验的东西很多,还因为个人在当下状态中构建自我身份的选择量太大,无论外在的社会节奏,还是内在的个人选择焦虑,都在造成时间的挤压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现代”状况下,个体的选择极为丰富多元,但似乎都必须表现为一种时间欠缺的状态,对那些时间宽裕的人,人们不是投以羡慕的目光,而是觉得那一定是被潮流抛弃的人,是没有能够进入主流人群的边缘者、零余者,或者直言之失败者。(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编辑:朱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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