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高帆 记者秦孟婷

党的十九大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的制定，指向了一个总的形势，即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我国经济实行高质量发展，为化解经济实践中的结构性问题给出了指引。转向高质量发展，依据何在、意义何在、着力点何在？长江日报就此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高帆。高帆教授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高帆认为，应该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发展的落脚点三个方面来认识历史性成就和变革。

在经济增长层面，2012年以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不仅延续了此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态势，避免了中国经济的急速下滑，而且相对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相比，也具有比较优势，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以及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塑造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经济结构方面，2012年以来，中国基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基本判断，积极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化体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推动“双创”和自贸区建设等激活市场活力，通过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等重塑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关联方式，通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等增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等等。当前，第三产业已经超越了第二产业，成为我国GDP增长的第一大产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力转换开始进入新阶段。

就发展的落脚点而言，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改善、社会福利提升。就此而言，2012年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均得到了明显改善，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100美元，居民恩格尔系数和贫困发生率也分别降至30.1%和4.5%，持续的经济发展已经显著地增强了我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支撑作用

如何理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帆认为，这意味着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的转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变化，意味着它的内涵、动力、条件、意义都有了重大变化。

经济发展的内涵更为广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中国现代化而言仍是重要的，我国仍需要强调并实现中高速但更具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化以及发展结果对居民福利提升的更有效回应。据此，单纯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让位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目标，依靠牺牲能源生态或者扭曲经济结构来换取高速经济增长的做法必须得到矫正。

经济发展的动力持续转换。从经济理论上看，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两种因素实现：要素的供给以及要素的组合效率。考虑到要素的供给约束以及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我国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必须将发展的动力从要素密集投入转向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发展方式转型、发展动力转换。劳动者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科学和技术创新、制度和组织方式创新应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

经济发展的条件更趋系统。经济发展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需要制度条件的动态调整，而且需要更加凸显制度条件的协同性和系统性。长期以来，我国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背景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分权化改革以及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的体制环境。然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完善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财政收支状况，需要各级政府为不同类型的经济创新提供更好的产权保护和市场秩序，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职能调整以及财税体制改革，形成激励地方政府“为质量而竞赛”“为创新而竞赛”和制度环境。

经济发展的意义更为深远。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解决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更好地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于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经济高速增长更多体现为“工具理性”，而高质量发展则更多或直接体现为“价值理性”。此外，经济发展是解决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面临问题的基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其他领域的发展以及“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示范效应和支撑作用。

提高政策针对性和实施效力

高帆认为，做好我国的当前经济工作、实现更为高远的经济发展目标，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新的挑战。这就需要我国精准研判当下经济格局，创新经济理论，深化体制改革，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效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部署了近期中国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做好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几点：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域外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紧密相关。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仍可能存在若干不确定性，例如美国的汇率和税收政策变动，朝鲜核问题等等。我国应在科学研判域外主要政治经济事件的基础上，完善经济的政策储备，提高经济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冲或减缓域外重大事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需要完善现有的发展评价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与地方政府的“为增长而竞赛”紧密相关，在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制度调整将新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各级政府推动发展的目标指引。

需要激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在行业进入、要素获取、市场环境等方面仍存在较多的制度性约束，这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就业岗位创造以及产业转型升级。为此，我国应通过实施混合所有制、强化产权保护、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经营绩效。

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主体，应该强调不同经济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协同性。比方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强调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这意味着我国鼓励城市有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以及机构和个人的资本进入农村，推动农业和农村的产业融合和组织方式创新，实现农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配置。考虑到现阶段农村土地对许多农民而言仍具有部分社会保障功能，因此，鼓励要素下乡必定要加快剥离农村土地事实上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凸显农村土地的经济和生产要素功能，这意味着城乡要素再配置进程是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紧密相关的。

【编辑 李尔静】

（作者：秦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