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我是从哪里来的”，当一个孩子向妈妈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已有明确的“自我”，区别于他人和他物。他可能还没有“我到哪里去”的疑问，但“我从哪里来”，就是追问“自我”的源头，这一追问的另一种表述，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这里”指此地、此时。

看看，这里面全是哲学。虽然孩子并不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发问，但对此作出解答，则既可以穷尽哲学家的一生，也可以穷尽科学家或者人文学者的一生。甚至可以说，人类全部的哲学思想，以及最优秀的科学思想、人文思想，也无非是在探究“我”以及“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现在以这种方式在这里。
孩子的提问一般是被打发掉的，要么“你是妈妈捡来的”，要么“你是妈妈胳肢窝里掉下来的”“妈妈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些回答，基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羞涩或者掩饰而作出，暂时地终止了疑问。在生育现象上说，“我从哪里来”，终究不会是问题，暂时终止的疑问，延缓一些时间，会随着长大成人而明白。
生命何以诞生、生命的基础是什么、生命是否可能有另外的形式等等，涉及到从宇宙学、物理学到生物学的诸多科学。“自我意识”则涉及到心理学和哲学，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则既取决于“真认识”，也受时代影响，这就延伸到社会、伦理、政治等领域。
“我”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生命问题、生育问题，而是以自我这种形式出现的“这一个生命”的困扰。最简单地，如果父亲和母亲不曾相识，甚至父亲或母亲在另一个年头结婚，这个世界仍然会有生命诞生，但那些生命都不是“我”。生命是必然的，但“我”出生于世是偶然的。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使“我”不来到这个世上，父母在茫茫人海里偶然相遇，祖父祖母也是如此，这个链条可以上溯至很远，任何一个父系或母系的祖先不相遇，都不会有“我”，疾病、战争、饥饿或者飞来横祸等等都可能中断链条。这样去想，每一个“我”的在世，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出生不由己”，这是确实的，但即使如此，“我”得以出生，从而得以去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为何在此”，仍然足够幸运。
“我为何在此”，常常被理解为一个“空间”问题，包括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例如为何我是生在武汉，为何生在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常人之家，这些有时候成为自得或者抱怨的源泉。生在城市的、生于殷实之家或权门的，可能产生骄傲感；生于山乡或者穷困之境的，可能抱怨命运不公。然而，这些自得、抱怨、歧视等等，实在是很低级的事情。
“我为何在此”，其实也可以作时间上的理解。此，可以是此时。人想象自己“为什么没有生在另一个地方”“如果生在另一个地方”，与想象“为什么没有生在另一个时代”“如果生在另一个时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一般性的想象，可能只是纯粹的假想，设想另一种情形，搞搞思想实验。强固性的想象，则寄寓理想，美化了空间或时间上的他乡。强固性的想象，是自我不认同的表现形式，看起来是不认同现实所处的空间或时代，实际上一部分是不认同自我的处境，就是思想中的我不认同现实中的我。还有一部分是不认同自我所处的现实社会，这些人中既有革命家和先知，也有暴恐分子和精神病人。
想象后面有社会或政治背景，有人想象自己出生于美国、欧洲或者北京、上海就好了，有人想象自己要是出生在春秋、魏晋、宋代或者民国，把自我代入到彼地彼时，觉得自己可以在彼时彼地“活得更好”，或者此处的多数人可以在彼时彼地活得更好。这是在现实或历史中寻找空间上或时间上的现成的理想模板，虽然有激进或保守的区别，但其实都是对现实的逃避态度，因为这些想象并不基于积极地解决现实问题，而是希望现实按照历史或另一种现实去呈现。这些想象也未必真正负责任地面向未来，而只是希望清除“此地”“此时”。
生不逢地或者生不逢时，本质上是对自我的负面认知，因为它既不接受并真实地生活在当下，也不真实地朝向未来去革命或者改良，只是产生不得其所的嗟叹、抱怨甚至憎恶而已。例如，不少想象民国的人，不过是想象自己在那时会成为贝多芬雪月上等人，而不是堕入几乎90%的人口必然要面对的命运，大字不识一个、在饥寒线上挣扎、期望寿命不到50岁。
生不逢时是一个成语，“生不逢地”不是，是因为传统上，中国人能够想象的美好是在过去，而不是在另一个地方，那时中国就是“天下”，四周不过是蛮夷，能够设想的美好也不在于未来，而只能得自于过去。今天，有“生不逢地”之感的人，恐怕还要多于“生不逢时”。这大概是“开眼看世界”带来的一种副产品。看到“世界”，既可以让人成为革命家或改良派，也可以让人成为洋奴和二尾子。
很多生不逢时的感慨，不过基于自我期许的过高想象。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战乱、动荡和价值颠倒，大抵就是正常，哪怕不是特别的好，也不至于特别地坏，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生不逢时的问题，因为平平常常原本也是人生的基本打开方式，特别走运或特别倒霉的情况属于少数。生而不逢其时或正逢其时，这种情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存在的。生于何时，就接受何时，真实地生活于何时，普通人就是如此。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