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劼 专栏

聂继模是清代湖南衡山城西一家小药铺的老板，卖药之余以医术治病救人，他的一大爱好是每月逢初一、十五主动到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坚持到80多岁走不动为止，他自己说：“虽非官医，每入禁，视囚病痛，给以药物。十余年来，父母官因尔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视病，然我自乐为之。尔母亦亲手作丸药，益以此为事。尔体此意，自宜于牢狱尽心。”这里说的“尔”是他的儿子聂焘，当时正在陕西镇安县当知县，衡山的地方官员因为他儿子也是官员，彼此有通籍之谊，不方便劳烦他，他却一点没有不好意思，照做不误。可见他是个没有架子和精神包袱的人。

聂继模一生只是个平凡布衣，籍籍无名，而能在历史上留名，在于给远在千里之外任职的儿子聂焘写了一封《诫子书》，劝诫他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这封信很长，其中有几句：

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无论将来不克大有所为，无以对此山谷愚民，且何以无负师门指授？

聂焘任职的镇安县，位于终南山腹地，四面皆山，当时人烟稀少，虎狼成群，满目荒凉，所以信中称作“山僻知县”，用现在的话说是有名的贫困县，也属于“事简责轻”不太受重视的县，搞得好搞不好，上面不太讲究。但聂继模教导儿子要时时警惕，莫因地僻、官小、责轻而偷安藏拙，应付差事，磨钝意志，他用了一个中医的疾病名称：痿痹，大约是萎靡不振、因循苟且的意思。

三千言的《诫子书》，一气写来，谆谆教诲。后来无意中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所见，大为称赏，“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因而广为流播，先后被收入清朝官方所编的《政令全书》《皇清经世文编》等著述中，成为清朝基层官员的有名的《官箴》。

基层官员日常事务繁琐，最怕的不是不做事，而是怕精神萎靡，应付事。一应付，就容易生怠惰之意、厌烦愁穷之心，如古人说的：“谓责任不在于我，因循岁月，时至而不为，事失而胥溺”，也如今人说的：“造成一种以虚文搪塞实事的萎靡风气，做事不积极，推诿扯皮、应付敷衍；工作不务实，消极怠工，不推不动；态度不端正，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缺乏忧患意识和工作激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事事，没有事业心和责任感。”

“痿痹”和最近一个热词“痕迹主义”有很大的关联。痕迹主义的标准表述是，近年来，痕迹管理作为一种过程控制留痕的管理手段，已经成为当前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十分推崇的方式。一般而言，但痕迹管理是指基层组织在部署、推动、检查、考核、汇报、总结工作过程中，以文字、图片、表格、视频等材料为对象加以整理记录，形成档案、板块、台账以使相关工作留有痕迹。但管理的依据常常异化为管理的形式，痕迹管理变成了“痕迹主义”，“所谓‘痕迹主义’，是指一些地方、部门和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为应付监督检查，在工作过程中只注重刻意留下痕迹，对任务的落实和实际成效却并不关心的态度和做法”。所以痕迹主义也做事，但应付做事，一被动二务虚三无效。

有人研究了“痕迹主义”的历史衍生逻辑，发现“痕迹主义”虽只是表面痕迹，却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新衍生品。其中一条便是精神萎靡，“基层‘痕迹主义’盛行，关键还是忽视群众利益，计较个人得失，追捧个人利益至上，在自身分管的领域，不以实干为基层用人导向，逼得基层干部只能虚假谎报，做表面文章，下表面功夫”（韩喜平、刘雷《“痕迹主义”历史衍生逻辑与系统化治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要消除痕迹主义，按照专家的建言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一日之功一招之力。说到这里忍不住盗一张痕迹主义治理路径图（出处同上），看看其中的艰难与复杂，也可以看一看“办法总比问题多”。

古人明白做官即做事的道理，“当官任职，不计难易（所计者是非耳），而志在必为”（何坦《常言》）；也明白做事不萎靡的道理，“作做事第一不可苟且，不可因循，要作便作，直是了当，方可放下”（吕祖谦《少仪外传》），所以元稹才会说：“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古人都明白的问题和道理，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殷鉴不远，这些问题会借着各种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泛起，痕迹主义是新的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执政也好，为官也好，做事也好，终日乾乾夕惕若，始终保持戒惧之心才是硬道理。

【编辑 邢帆】

（作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