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畅

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作者劳里·加勒特通过记录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瘟疫爆发以及研究的过程，试图对瘟疫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

然而此书得出的结论是：瘟疫不可战胜。

许多流行疾病的消亡，并非医学直接攻克，这些疾病更有可能是随着自身的“衰减周期”而不断改头换面，或者自行消亡。

书中讲述了一些医生、慈善公益人士、病毒学研究者等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在拉美和非洲治病救人的事迹，他们为疾病控制与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同时也付出巨大代价。

作者说：“随着几代人的衰老，描述、认识人类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各种烦恼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类正洋洋得意于新的发现和医学的胜利，因而高枕无忧，对逼近的瘟疫却毫无准备。”

这并非悲观的言论，反倒体现出一种深刻的警醒。

即便人类所有的研究与记录都得到完整的保留与传承，人类对病毒世界的了解仍然不算乐观。更重要的是，每一次随着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消灭”，虽然同时促成医学自身的进步，但仍然对“逼近的瘟疫”毫无准备。病毒如同幽灵，它不断被重新发现，也在不断自我更新。

就以1918年的“西班牙女士”来说，这场席卷全球的流感，共造成了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后来“西班牙女士”虽然可以通过注射疫苗预防，但是由于病毒极容易变异，必须每年注射新的疫苗才能发挥作用。

并且，对流行疾病的传播规律真正达成共识，不可能局限于医学领域，而是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需要不同学科的“共谋”，形成跨学科的共识。

现代国家在公共卫生的建设上，一般也会集多个行政部门的努力，整合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一旦面临大的疫情，应急举措基本上需要动员全国力量。

正因如此，非典肆虐的时候，“中国式”的疾病控制很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首肯。甚至，有西方学者将“中国式”疾病控制，与其背后的国家资源配置等制度动员能力进行了联系观察。

之所以要强调跨学科的共识以及社会动员模式的探索，是因为工业社会早已将人类世界封闭在自足的城市生态当中，而流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城市生态的整体免疫系统形成了挑战，而非单纯对医学构成挑战。

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便病毒真能依循自身的传播规律最终自行消除，但代价也格外高昂。从当初有关非典的各时段报道可以看出，病毒从被发现到全球传播，时间之短让人惊叹，带来的震撼也远比此前为大。

针对非典，早已有人通过研究指出，它与“工业规模的动物生产”密切相关。在工业化时代，畜牧业逐渐脱离农业，转变以工业化的方式生产，这使得动物的身体都可以按照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一样被高密度的复制。与此同时，病毒也在加速度地出现、传播。这是流行疾病对工业化生态提出的一种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交通系统、政治生态、生活方式等等。当疾病加速度地传播，各国在经济交往之外，必然也需要考虑将控制疾病这类巨细无遗的事务，通通纳入到政治合作的框架中来讨论，因此，流行疾病甚至也成为改变国际交往规则的因素之一。

流行疾病并不单是一个医学课题，它对整体的工业文明构成了挑战，对科技荫庇下的、自成封闭系统的城市生态构成了挑战。控制疾病，不单是加强人类身体的免疫力，更是加强城市生态的免疫力。

即便如此，流行疾病仍然不会消失。不可否认的是，流行疾病在侵害人之身体时，也在促成人对自身免疫力的改造，以至社会免疫力的改造。这本身也算是一种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