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

长江日报-长江网讯（记者秦孟婷）近日，央视《国宝·发现》节目，连续5天介绍盘龙城的考古发现，让盘龙城在世人面前多了一个展示的空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教授张昌平长期参与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他认为，让世人了解盘龙城有多重要，很有必要。受访之日仍在开“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但张昌平仍抽出时间接受读+采访。对于他来说，作为考古工作者，满足公众的求知欲，使其跟进盘龙城的考古动态，是一种社会责任。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教材表述

“在我念书时，课本里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而现在的课本，变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关于为何教材中会出现表述上的重大转变，张昌平透露了一个“冷知识”——那是因为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了。

如今，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盘龙城是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规模最大、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处中心聚落。

令人振奋的是，盘龙城遗址的出现，让世人第一次了解到，商代的版图，早已抵达长江流域。历史若往前推，可能会有更加令人着迷的发现。

“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更加证明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张昌平引导我们回溯到更早、王朝还未形成之时，例如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可能毫无关联，或者存在冲突。而王朝建立后，盘龙城所代表的江汉地区，已纳入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里，或者说，中原王朝控制范围已经到达了长江流域。

这种认识，不光改变了普通人的世界观，还与爱国教育联系在一起。“当我们了解了过去，就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当代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国家，甚至说更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给我的学生讲课时，也经常会说，看看古人，再看看我们，就会发现，跟西方发展路线相比，我们一直是不一样的。”在张昌平看来，盘龙城的重要性远远被低估了。

稻作民族“吃饭的家伙”多，这和西方完全不一样

经常有人好奇地问张昌平，最近又在盘龙城发现了什么“宝贝”？“其实我们不会从‘宝贝’这个视角去看文物，我们眼里只有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的说法，最重要的是一级文物，这也是根据它的珍贵、稀少和重要的程度才判断的。”

他以大玉戈为例，它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都城看来，盘龙城的大玉戈也许算不上一级文物，都城地区肯定有更大的，但对于盘龙城来说，只有特别高等级的贵族才会有。并且，在考古中，就是靠大玉戈这样的标志物去判断贵族的身份的。

“关于盘龙城，我们考古工作者确实有责任向世人宣传，它太重要了。”张昌平说，“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盘龙城的很多考古工作就做出来了。八九十年代都没人说这个事，是到二零一几年，我才站出来说‘你看，盘龙城有这么重要！’倒不是我水平高，而是因为历史需要‘回去观察’，需要经过很多年的沉淀，再把它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里去总结。”

张昌平刚去盘龙城的时候，只一心想着怎么把房子的问题搞清楚，于是他就挖周边，挖着挖着发现了一个大的墓葬，而且还是一个最高级别首领的墓葬，更惊叹的是，墓葬里还发现了金器，“住在盘龙城的人，居然把墓葬就埋在边上，这给我特别大的惊喜，没想到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们目前对盘龙城的考古研究，逐渐从给挖出来的坛子罐子之类的东西界定属于哪一种文化，转变成探索古人如何生活。“我们今天的南北方，生活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盘龙城那会儿，南北方生活方式差不多，人吃的粮食主要就是粟和大米，基本上没有麦子，所以没有馒头、面条。但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稻作农业系统和这种食品系统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早以来就形成了。”

在稻作农业系统之下，吃的东西需要特别多的“吃饭的家伙”——蒸煮系统的炊具、搭配主食副食的餐具。这和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能清楚地看到中国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流传至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的——“民以食为天”。

我们住在古人的头顶

最开始盘龙城是杨家湾村边上一个不足300米见方的小土围子，后来，盘龙城就包括了5个平方公里的这个范围，包括水面。现在的盘龙城叫“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已经扩大到20平方公里的范围，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张昌平笑称：“如果你到盘龙城走一走，会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周围都是现代的房地产，而中间，却是一个包括水面在内接近5个平方公里的非常原生态的古代遗址。”

如此大的范围，让我们不仅思考，盘龙城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发掘工作会不会有遗漏？张昌平介绍，考古工作者对盘龙城的遗址核心保护区之外的一般保护区范围，进行了约220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基本弄清了盘龙城遗址外围的遗存分布情况，对遗址范围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

“过去发掘时，我们常常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嘴子之间的陆路交通不得不绕行，费时颇长，如从杨家嘴步行到童家嘴，需要一个小时，但如果是通过水面直行，则只要10分钟，难道夏商时期人们是以水面交通为主？”随着发掘的深入才发现，如今我们看到的分布在湖汊之间的遗址，在古代其实根本不存在，造成如此的“面目全非”，竟然是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对环境特别是水系的改造导致的。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经过了“水下考古”，的确找到了商时期的文化堆积。

“我们其实生活在古人的头顶，所以会把水下也纳入到遗址范围内。”当年的盘龙城，经过了3000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化，我们如今生活的高度早已超过了古人，日常情况下，古人得低我们5到7米。张昌平介绍，我们现在比较高的水位在27米以上，而那时候盘龙城的水位最高不超过17.5米，差别比较大的时候是要超过10米，“10米的水是很吓人的”。

【访谈】

盘龙城开创了

中国古代新的政治模式

盘龙城的出现不是为了铜

读+：为何中原要在长江流域建盘龙城？是为了南方的铜吗？

张昌平：过去大家都认为，之所以有盘龙城，是要南方的铜做青铜器。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对的。青铜之路一定是存在的，在商代晚期的时候，长江流域有很大的铜矿带。但是我们考古发现，盘龙城虽具备青铜铸造的能力，但无法跟这一时间段对应上。

做青铜器，是个特别复杂的事。商时期青铜生产作坊布局与功能区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目前的理解。比如说要做个新东西，需要拿青铜浇铸，首先需要找到铜矿，把铜矿开采出来，冶炼成铜，再耗费人力把铜送到都城。我们中国做青铜最多的是夏商周，但在郑州、洛阳、安阳这些地点，都没有铜矿，所以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来。应该是把南方的铜矿冶炼，再送到北方去。但不是盘龙城的时候。

上层人群不可能是“土著”

读+：现在为何说中原地区和盘龙城是从属关系？盘龙城会不会是独立存在的，或者说，是盘龙城反过来控制中原地区的？

张昌平：盘龙城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发展过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盘龙城之前，江汉地区是有很多中心的，这些中心和中原之间，没有臣服的关系，比如说更早的石家河、屈家岭等，在江汉地区都有非常发达的文化，一点也不比中原地区落后，但直到中原地区出现了二里头文化，才有盘龙城的出现。

比如说盘龙城的一些陶器、礼仪等，这些传统都是来自于中原，不可能是从江汉地区发展再传到中原去的。就好比苹果手机，是西方工业传统产品的一个结果，源头不可能在我们这里。盘龙城自身的二里岗文化“烙印”太深，比如，城墙的营造技术完全一样，宫殿的建筑手法几乎一样，埋葬的风俗完全一致，青铜工艺的作风一模一样，制玉工艺的风格全部相同，制陶工艺基本器皿特征相同，而仅仅是红陶缸，所占的比例就特别大。众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足以证明，盘龙城的文化面貌，跟黄河流域的商文化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同一渊源和政治上的统一联系，这样的一致恐怕是难以形成的。这其中的政治意义，是在考古学上或者是在实物的证据下，让学术界和中国社会认识到，“二里岗期，商文化已经到达长江沿岸”，“盘龙城青铜器的出土，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前期的疆域和统一政权的认识，说明了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王国，已至少是南达长江、幅员广大的国家。”

盘龙城居民中的社会上层人群，不可能是当地“土著”，应当是来自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在盘龙城约300多年的发展中，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来计算，那么盘龙城大约经历过了约15位首领的统治。约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江汉地区最晚阶段的新石器文化即石家河文化衰落并结束，自此，当地居民几乎神秘地消失，目前江汉地区，几乎不见在文化上后续石家河文化的遗迹！此后的一二百年左右，二里头文化晚期扩张到今盘龙城地区，并在其后形成接近于二里头但略有本地特征的文化。约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二里岗文化在盘龙城地区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并在此继续发展经历整个二里岗文化时期。盘龙城因为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扩张而形成，并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加以巩固，这样一个过程说明，盘龙城居民的主体不可能来自江汉地区本地，而是主要由黄河中游文化族群南下建立并控制。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距离这么远，如果没有和中原保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联系，是不可能持续到这样的地点的。特别是在南方，在整个长江流域，盘龙城高出周围发展一大截。在我们看来，盘龙城的最高首领贵族、能工巧匠，就是直接从中原派驻过来的，这种派驻就是不断的、一代代从中原过来的。

最高首领应该是“空降”来的

读+：有人说盘龙城是军事据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昌平：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其实盘龙城有这样的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单一的功能。军事据点就意味着军事意义很强，大家来到南方落脚，身份都是战士。但其实盘龙城里有作坊，有生产，除了高等级首领外，还有平民工匠。我们这几年还尝试去找农田，以佐证这个观点。如果是军事据点，那么就会呈现完全的流动性，起码人员要大量撤回。

这说明，盘龙城的最高首领应该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都是“空降”来的，没有让当地“土著”自治。换言之，盘龙城应该是纳入中原王朝政治系统控制之下，而非政治独立的地方方国。盘龙城城市从初起、兴盛到衰落的不同变化，应该也是中原王朝对长江流域领导策略变化的反映。

武汉自古就是中心城市

读+：“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这句话有没有历史依据？

张昌平：“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这句话不新鲜，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宣传口号，但其实从考古的角度来讲，它是有依据的。

如今我们走出天河机场，就能看到盘龙城，这是了解当代武汉的窗口。它既是武汉的过去，又是武汉的今天。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什么叫一个城市的延续？如果我们的理解是“前后的历史完全连在一起”，那么放眼世界，我们将找不到这样的城市。即便是近代罗马还在古代罗马的原址上，但古罗马和后来的意大利之间是不关联的，古罗马和今天的罗马历史也是不连在一起的。

我之所以觉得古代的盘龙城和当代的盘龙城能够串联起来，有几个充足的理由，第一是地位和作用，武汉一直以来有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使命，即中原王朝在南方的重心，整合各方资源，服务于政治中心，即便是当代武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这样的。盘龙城始于夏王朝时期，因为它的建立，中原的势力南进到南方，建立了这么一个大的城市，它的意义在于，整合南方的资源，把南方的资源运送到北方，同时受中原的控制。当代武汉从明代晚期开始形成，清代它成了一个通畅的口岸，经济上很发达。所以古代盘龙城的政治功能和它的经济使命，其实和我们当代武汉，在某种意义上是关联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盘龙城为什么特别重要？从历史意义上来说，第一次有来自北方的势力南下，控制南方并服务于北方的政治中心。我认为它开创了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中原王朝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控制长江流域的南方，形成大的城市，然后提供政治的、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盘龙城是在南方的一个中心城市，同时这个中心城市和北方的政治中心是一体的。我们现在就能看到，作为一个大的城市而言，它的性质、功能，古和今是一样的，而它又在同一个区域，所以说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是当之无愧的。

有的学者对此有异议，是因为在盘龙城之前，武汉地区就有一个新石器的城。有学者说，你看，那个城更早，那才是武汉城市之根。可是，那个城只是一个聚落，一个居民点，除了有一个城墙，再没有别的在功能意义上能够有我们当代武汉这么高的维度，所以它还不够格被称“武汉城市之根”。我们的评判标准，并不是“早”，还要有古今的观照。

【编辑：吴蕾】

（作者：秦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