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辛成

亚里士多德曾说,物体重量越大,下落时的速度也越大。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因为有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所做的那个试验。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该事件的真实性始终存疑。伽利略学生温琴佐·维维亚尼1717年出版的伽利略传记是该事件的孤证。1642年老师去世,维维亚尼一直在整理他生前的材料,这时比萨斜塔实验的故事开始成形。

实验未必是真,但是伽利略不是没有过思考。在他未出版的《论运动》中,伽利略提过,如果把一个重球和一个轻球用一根绳系起来,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轻球的下落速度会比较慢,这样重球的下落就被“拽”慢了。可是如果把系在一起的双球算作一个物体的话,其重量比单一个重球要重,那么应该下落更快才对。伽利略于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假说是自相矛盾的。

同在十六世纪末的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做了一个近似的实验。斯蒂文将两个铅球从高处扔下,一个是另一个的十倍重,两者的下落速度却是相当。斯蒂文早在其1586年出版的《静力学原理》中就详述了此实验,比伽利略的早了至少三年,怎么看都像是维维亚尼捍卫师门心切,假故事和真理念一番勾兑,好让恩师名留青史。知道伽利略的人确实多多了,可能也是斯蒂文实验的发生地荷兰新教堂远不如比萨斜塔长得有特色吧。

历史就是这样,同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在前赴后继中,总少不了有把实验做重了的。我们脑中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科学家总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其实这是那个时代的肖像给人留下的错觉。照片或画像,总是正襟危坐,卓然不群,因此你可能不容易想到,青史留名的大人物也有上不得台面的勾当。实验既然做重了,就得硬搞出一个先来后到。历史是不会记住亚军的,所以科学家们为学术地位勾心斗角起来,其残酷程度不逊于宫斗争宠。

冉·约瑟夫·昂利·杜桑就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这个名字之所以陌生,是因为他此生最大的学术贡献被别人给抢了。杜桑活跃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法国,他的专长是兽医学。在1870年代的法国,兽医可算是国家紧缺人才,因为普法战争中法兰西第二帝国惨败于崛起中的普鲁士,战后法国欠下五十亿法郎巨额赔款,每一分钱都不肯放过的法国政府这才发现,本国畜牧业长期遭受病疫侵袭,牛羊鸡成群病死,使得牧民们根本交不出钱来。

国家斥资研究牛羊病疫,杜桑生逢其时。他是当时极为先锋的细菌理论的认同者,做了很多动物尸检,显微镜观察,寻找致病细菌的工作,对细菌理论成为主流可谓有功。杜桑的事业高峰出现在1880年7月12日,那一天杜桑带着他的研究成果向法国科学学会作报告,他成功研制出了对抗牛羊炭疽病的疫苗。当时一部分细菌理论科学家已经明白疫苗的原理,但如何使致病菌弱化到不致病的程度,对此操作仍有争议。杜桑当天的演说引发了一位业界大佬的不满,次年他在推广自己的疫苗时,抨击杜桑的制备方法有问题。

此人正是细菌理论先驱路易·巴斯德,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巴氏消毒法的创立者,杜桑早年曾追随巴斯德并共事过。巴斯德以今天来看具有“网红体质”,同样是报告疫苗之事,他1881年在巴黎远郊的普伊勒弗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公开展示:一边是二十五头接种了疫苗的羊,另一边是没有接种的羊,在注射炭疽病菌之后,前者全部存活,后者则几乎全部死亡。

戏剧化的场面使得巴斯德的实验得到广泛报道,成为了轰动学界和社会的大新闻,他成为了深受牧民爱戴的爱国科学家,但是对于疫苗制备方法他却守口如瓶。一直到巴斯德死后近百年,他的实验笔记公诸于世,人们这才发现他的制备方法与他所批评的杜桑的方法竟然完全一样。

让人颇为痛心的是,1881年之后杜桑的身子就日渐僵硬衰弱,四十三岁就去世了。

沈辛成主播,策展人,唱作人,著有《纽约无人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