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4月17日北京讯（驻京记者柯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近日接受长江日报－长江网采访时，呼吁国家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支持武汉建立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使武汉市建成世界一流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基地和全国性农业科技产业孵化中心。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本人供图）

他建议：武汉应大胆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建立由华中农业大学为管理中心，集农业基础研究、技术推广、经费使用和基层站点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综合枢纽，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探索一条新路径。

“认为高度城市化不利于疾病防控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有待提高，我们不能在疫情过后选择一条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党国英说，近几年武汉城市建设声名鹊起，变成了一座颇具现代风貌的城市，这其实是全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去年他曾到武汉黄陂区农村调研，对其发展印象很深，武汉市的城乡协调发展有长足进步，但仍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确立更高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

他认为：武汉市需要整合现有农业龙头企业的优势，引导其转换组织功能，从中发展若干巨型跨区域农业专业合作社龙头组织，探索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部经济”的可能性。

党国英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支持武汉市在以下方面大胆推进政策调整，寻求发展突破：

第一、建立开放竞争型现代农业，促进中产型农户崛起。现代城市周边不要形成大量吸引廉价劳动力的棚户型农业。武汉市若能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按照现有耕地资源，可重点支持约1万户家庭农场，郊区农村格局将有积极变化，景观环境会更好，农村建设用地的利用空间会更大，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小。

第二、以公共服务“可及性”为准则，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共享程度。规模过小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成本高，服务质量差，长远看是一种效率与平等俱失的投入。好的办法是合理布局小城市，使绝大多数农户到最近小城市的距离控制在半小时车程内。这方面也要有比较细致的引导政策。

第三、以极大勇气改变城乡居住形态，将武汉建成一座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现代大都市。改革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武汉市对外开放条件。建议武汉市加入我国航空产业发展体系，并请求国家尽快批复武汉第二机场建设。新建一座以商业运输为主、客运为辅，兼顾航空科技产业的综合性机场，将发挥航空产业龙头企业的作用。

第五、建立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等，特别是社会治理政策，尽可能体现城乡一体化原则，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党国英说，实现以上目标，要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调节之间关系，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武汉自古有商贸传统，现在也是国内农产品私营大商行的的聚集之地，郊区农村也活跃着一大批中小商户，这是武汉市的宝贵财富。他们凭敏锐的商业头脑捕捉投资机会，其效果远好于政府干预之下的计划配置。对于武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未来，他们有真正的发言权。

“名家纵论武汉疫后振兴”文章链接：

构造武汉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文：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近几年，武汉城市建设声誉鹊起，变成了一座颇具有现代风貌的城市。这其实是全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我去年12月上旬还到过武汉，再早一段时间还到武汉黄陂区农村做过调研，对那里的乡村发展印象很深。这次新冠肺炎肆虐，武汉做出了巨大牺牲，我愿意就我自己熟悉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领域谈一点关于武汉未来发展的建议。

高度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代表着人民的更高生活品质。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从人类历史的漫长过程看，即使是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也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优于传统社会。在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因为传染病使总人口减少25%以上的至少有2次。罗马帝国的历史几乎同时也是恶性传染病肆虐的历史；疾病流行曾对罗马帝国军队作战能力多次造成关键性影响。中国历史上更不乏疾病流行使一些村庄的大部分人口被牺牲的情形。但是，类似严重程度的传染病流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高度城市化国家所出现的传染病，再没有达到早前的程度。高度城市化所代表的人类的综合能力有了极大提高，抵御疾病杀伤力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了。所以，那种认为高度城市化不利于疾病防控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疫情过后选择一条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仍然伴随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克服这一缺陷的基本路径，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来引领乡村发展，而不能通过限制城市发展求得乡村水平提升。这个认识对于中国具有关键性意义，湖北和武汉也不会例外。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四大难题。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让农民转变为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一部分，我们似乎连想都不敢想。二是难以形成兼顾平等与效率城乡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三是城乡居住形态问题严重，土地利用规划存在重大缺陷。四是城乡社会治理也存在二元结构问题，不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积极应对这些难题。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近年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有显著成绩。从我在黄陂区的调研看，武汉市的城乡协调发展也有长足进步。武汉市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确立更高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按我初步了解与思考，建议武汉市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胆推进政策调整，寻求发展突破。

第一，建立开放竞争型现代农业，促进中产型农户崛起。“都市农业”这个概念很有局限性，但却在中国很流行，这很令人遗憾。现代城市周边的农业需要高端劳动力介入，不应惧怕劳动力成本高。惟其如此，才能发生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挥现代城市的优势。如果过于强调城市周边的“菜篮子”功能，会形成大量吸引廉价劳动力的棚户型农业，不仅对城市局部环境及农产品供应品质有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在全国形成体现资源比较优势的现代农业布局。武汉市在这方面若能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理念，郊区农村格局将有积极变化，例如，景观环境会更好，农村建设用地的利用空间会更大，城乡收入差距会更小，等等。按照武汉市现有耕地资源，可以重点支持约1万户家庭农场。有关支持政策可以细化，例如，可以按照农户的销售额来划分农户的经营规模，政府只对销售额较大的家庭农场提供支持等。

我还建议，武汉市争取国家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门支持建立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使武汉市建成世界一流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基地和全国性农业科技产业孵化中心。对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做大胆改革，建立由华中农业大学为管理中心，集农业基础研究、技术推广、经费使用和基层站点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综合枢纽，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探索一条新路径。

需要整合武汉市现有农业龙头企业的优势，引导其转换组织功能，从中发展若干巨型跨区域农业专业合作社龙头组织，探索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部经济”的可能性。目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受行政区域分割管理体制的影响很大，今后有望发生变化。

第二，以公共服务“可及性”为准则，提高城乡公共服务共享程度。服务规模过小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的维护成本高，服务质量差，长远看是一种效率与平等俱失的投入。在农村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之下，要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实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保障，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做不到；其实也没有必要做到。好的办法是合理布局小城市，使绝大多数农户到最近小城市的距离控制在半小时车程内。这方面也要有比较细致的引导政策。

第三，以极大勇气改变城乡居住形态，将武汉市建成一座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现代大都市。在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宜居城市难得。城市规划的弊端，主要是各类法人组织和公共部门占地比例大，挤压市民居住用地空间；农村居住用地闲置问题又很突出。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不仅降低土地利用效率，也不利于国民身心健康。我把这种情形称作“居住贫困”，这也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因素。武汉市能不能通过增量调整，将市民居住用地占城市建成区（包括向郊区延伸的居住功能区）的比重提升？如果武汉居民的宜居条件更加改善，将吸引更多中产阶层立足，而中产阶层占居民多数，是城市兴旺的基础。从武汉市土地资源总体状况以及我在黄陂区的调研看，武汉市有条件在这方面实现大的突破，前景十分广阔。

第四，加强武汉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武汉市对外开放条件。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我在这里建议武汉市加入我国航空产业发展体系，并请求国家尽快批复武汉第二机场建设。此次疫情结束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理应继续推进这一趋势，仍应在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中发挥积极作用。将中国建成一个航空产业大国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航空产业会得到更大机会。航空产业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未来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点支持领域。从多种因素看，武汉市都应该重视航空产业的发展。新建一座以商业运输为主、客运为辅，兼顾航空科技产业的综合性机场，将发挥航空产业龙头企业的作用。

第五，建立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除了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之外，其他政策，特别是社会治理政策，应尽可能体现城乡一体化原则，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服务效能。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体现了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原则性要求，应予探索落实路径。

实现以上目标，要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武汉自古有商贸传统，现在也是国内农产品私营大商行的的聚集之地，郊区农村也活跃了一大批中小商户，这是武汉市的宝贵财富。他们凭敏锐的商业头脑捕捉投资机会，其效果远好于政府干预之下的计划配置。对于武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未来，他们有真正的发言权。

【编辑：黄亚婷 刘航】

（作者：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