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新作《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近来在读书界引发关注。他在书里触碰到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天下观”以及“夷夏之辨”。通过对“边疆”“边缘”等流行概念的反思，王铭铭回归中国传统的“天下”，认为中国古人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围圈“三圈”的做法，是一种自有其合理性的世界观，是一种开放多元而非闭锁单一的社会秩序。并且，从东方到西方，都曾有过类似的世界观，但中国的天下观更具包容性。

接受读加君采访时他指出，每个文明都自有它的“心灵”，每种文明对自我心灵的认知，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获得的。

王铭铭

“天下观”是世界观而非国家观

“天下”，字面意思为“普天之下”，但具体而言，中国 “天下观”的基础是“东南西北中”的“五土观”，中国王朝居于天下中心，其直接支配的地域，被称为“华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地域相区别。

最早的“天下观”，分两大部分：一是内部的“九州观”，即由九州地域构成的中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二是外部的“四海观”，“四夷”分布于“四海”，“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自进入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产生一种反思传统的思潮，连带着认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一种错误的国家观，甚至体现了古典中国的某种盲目和自大。王铭铭认为，现在看来，这显然是错误的看法，是对中国古代智慧的误读。他认为，中国的“天下观”其实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国家观，它反映出古典中国及其周边的真实状况：在东方这片大地上，以中国王朝为中心，一直存在着一个“超社会体系”。

“这显然不是一种文明中心主义，类似体系在世界上其他很多文明体也曾经出现和存在，是人们看待世界而自然而然形成的秩序观念。”王铭铭说。

他发现，古人并不盲目自大，从不坚持在自己的中心开凿通天之路，而更倾向于借助四周高于己身的“岳”来达到这一目的。虽然古人以夏与夷之辨来定义中心与四周的差异，但并没有将四周简单等同于混乱与落后。

自周起，天子既征战四方，又到四方祭祀山川，既通过“戎”来推进其自身的秩序，又通过从周边引入“神圣性”来维系其体系。四方除与四季重叠之外，尚与四周的蛮夷戎狄这一“民族地理模式”相重叠。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既是方位，也是少数民族。他们不仅管理空间的一个局部，还管理时间的一个局部，与核心区共同构成“天下”。

汉朝时人们眼中的西域地图

西方也曾将世界分成“三圈”

王铭铭指出，与中国相似的“天下观”，其实在古代世界比较普遍，远有古代希腊罗马构筑的“三圈说”，近有美国的门罗主义。后两者皆慢慢脱离了其原初的意指，演变为中心主义观念。

西方中心论的前身就是“三圈说”，它的具体表现方式是，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圈：以希腊—罗马—近代西方为“核心圈”，以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为“中间圈”，再以“原始社会”为“外圈”。这“三个世界”的架构，有将希腊—罗马—近代西方视作文明顶点的倾向。

王铭铭认为，西方这些影响深远而广泛的观念，与中国“天下观”只是形似，但有实质性不同。与中国强调秩序、融合、“教化”不同，西方更倾向于将世界化约为秩序与混乱的对立，所有古代文明都将外面的世界视作是混乱的，秩序只有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成为可能和必要。这些地方自居为中心，在自己的地盘营造贯通上下、神俗的纽带，以将自己的世界区分于外部“乱”的世界之外，使自己获得某种心灵的安全感。

他强调，即使是在被定义为“原始社会”的那一圈子里，人们的生活也不局限于己身。“原始社会”包括那些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社会、游牧社会及居有定所的早期农耕社会，而无论是哪一类社会，人们生活的节律，摆动在安定与流动之间，人们足迹所涉范围是比有了高级交通工具的现代人有限，但也不是足不出户。

“这些人也有生死，也会有此世与彼世之分，其对彼世之想象，与身处大文明体的人一样，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想象。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他们的社会常被人类学家形容成封闭社会，但即使是夜郎国，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世界观念。”王铭铭深切表示。

克服近视之弊，走向更广阔的田野

王铭铭生于1962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生毕业，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是《中国人类学评论》主编。上世纪80年代末起，王铭铭在中国东南沿海汉人社区中从事区域研究，不同于人类学传统上研究的无文字、无国家社会，他的视角更多指向有文字的中国，“复杂文明社会”。

二十世纪末起，王铭铭在云南及“藏彝走廊”区域开展民族学研究，从少数民族构成的“中间圈”中看到中国文明内部的“文化复合性”。由于他的研究特色和趋势，有学者评价王铭铭距离田野“渐行渐远，也渐行渐近”。

对于被西方视为“中间圈”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古典文明，王铭铭认为，它们个个都处于有来有往的内外关系之中。一方面，这些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名号，除了因为它们孕育了高度精密化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与神话礼仪体系之外，还因为它们有比其他社会更广的覆盖面，有向外拓展的事迹；另一方面，这些文明之所以有精密的神话礼仪体系，是因为它们聚合或消化了来自四周的种种因素。

“因此，诸种社会类型中的社会都是超社会的，各有自己的中心、边缘与半边缘之分，各有自己的‘本土世界体系’。”王铭铭认为，无论如何，我们应珍惜过往对于“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的研究，以“其他文明”为中心，重新构世界的图景，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

【访谈】“不同文明构成的世界，自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大明混一图》原件长3.86米，宽4.75米，，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图上绘制的非洲地域图比欧洲人当年绘制的非洲地图早100多年。原件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图为观众在欣赏复制品。

文明圈层始终处在变化中，流动融合是主旋律

读+：中国“天下”观念里的文明圈层，大致是如何划分的？

王铭铭：以千年来的“中国史”观之，核心圈层主要是汉族人为主的广大城乡社区，基本上都有编户。“中间圈”是像云南、贵州、四川、甘青地区的混杂区域，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的有城乡社区，有的有编户，但有的也没有。出了这一圈，中央朝廷建立的城镇就没有了。外圈这个板块很广阔，往外推，推到古人所知世界的边缘，或者说古人说的“荒服”。外圈根本编不了户，但对有王权的地方，会有对其“王”的大概记载。

读+：这三个圈层是一成不变的吗？

王铭铭：永远是相对的。即使核心圈，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华北就并非总是核心圈，而多次遭受“以夷变夏”。从今日之中国版图看，这一地区显然是核心地带，但历史上多次成为中间圈。像长江以南的不少地区，汉以前应属于中间圈，那里生活着百越人，这些人群直到东汉才被南迁的汉人驱散，其中有些被吸收。之后，这些地区便成了核心圈的组成部分。而所谓外圈也不是固定的。比如，西域和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曾在中外势力拉锯下“忽内忽外”。

读+：每个圈层内部是固化的还是流动不居的？有没有明确的边界？

王铭铭：在华夏世界的中心地带，帝王将相与士农工商之间“上下流动”，有很多故事。事实上，在帝王与农民二者之外，将、相、士、工、商诸类别的其他人物，其流动性很少圈子和种族的限定。中国历史上的“人才”，并无族群身份的规定。

只有当国族完全成熟之后，疆界才得以固定。明确的中心与边缘、“中外”之分，是国族化的后果。而未有国族之前，历史可以被理解为“疆域”频繁变动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说“三圈”，是未有国族之前，界线是多重性的，既非定制，又无需得到国际体系的认可。

读+：“天下”在我们古人心中大致是个什么位置？

王铭铭：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除了亲属团体之上的“国”，政治生活还存在一个超越于其上的境界，“天下”便是这个境界的称呼。在文化上，天下的内涵是文明，作为一个文明，三圈构成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恩与威、祀与戎从核心圈向中间圈和外圈推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核心圈从中间圈和外圈汲取养分的过程。

古典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体系”

读+：你是如何理解“中国”这个概念的？

王铭铭：“中国”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界线的世界，其组织形式既不同于近代国族，又不同于古罗马式法权帝国，这个组织形式侧重以关系的格式来维持关系的秩序。华夏世界之不同于罗马世界，关键在于其关系主义特征。

立足于中国史，我们看到，这一关系是在一“文明”之内，有其特定历史与政治性的跨文化、跨民族、跨文明关系。换言之，倘若中国是一个文明，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文化，那么，其内部还有其他文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格局”，正是最接近真实“中国”的解释。

事实上，“远东”世界整体从未完成其整合，而持续保持其他的历史之灵动。“中国”分分合合、夷夏轮替，观念频繁钟摆。

读+：这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能被直观感受吗？

王铭铭：要理解“中国文化”的神话—礼仪的多元格局，就要“超出中国而理解中国”。而要“超出中国而理解中国”，对于来自“四方”的影响都需要加以关注——因为中国向来并不割裂于“四裔”之外，而与广义上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交织。

读+：重提“天下观”“三圈说”，你的初衷是什么？

王铭铭：这主要是为了我们能更加重视“其他文明”“其他世界”“其他视角”。经由“三圈说”的表达，我们呈现出有差别的文明体系观念，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我者与他者”的区分永远是相对的。两者经由中间媒介，都可以成为对方的一部分。

我们要坚持相信，一个由不同文明构成的世界，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明白这一点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个世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世界。

欧洲文明或为各古老文明的低级后来者

读+：你认为欧洲跟中国一样，也有类似“三圈说”，请给我们普及一下。

王铭铭：西方的“三圈说”，旨在使人相信，世界由三个世界构成，第一世界是希腊—罗马—近代欧洲，最外围、最遥远的是“原始社会”，处在二者之间的是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这是一个真正严格的全球性“差序格局”。

15 世纪之后，近代世界渐渐形成一个总体格局，最发达的地区被视为中心，最不发达的地区是边缘，而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半边缘。他们认为，最发达的地区一方面会向边缘传播自己的文明，并从这个传播当中获得自己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从边缘攫取资源。边缘总被剥削。而将中心与边缘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中间地带，最明显的就像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城一类中间性城市，在两个世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种观念盛行之下，演变成了西方中心论。

读+：那它有没有遭遇抵制？

王铭铭：那是当然的。它甚至遭到过来自西方自身的抵制。他们一些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曾展望另一种时空观，他们认为，世界范围的“中间圈”，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甚至古印第安文明，才是文明顶点，而这些文明之外的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不过是这些古老文明的低级后来者。

读+：你本人是如何看待西方中心论的？

王铭铭：这个世界观的出现，是西方局内人的看法，对于西方之外而言，则是局外的、客位的。作为一个客位的观点，这一看法既抹杀了丰富多样的主位观点，使生活在不同区位和地带的人们常常产生被动感，而且它“淡化”了不同圈子自身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再强大的社会实体，都不可能将整个世界据为己有，再弱小的群体，也不会孤立独存。

古典中国的“天下”，是天下视野的世界

读+：我们的古人看待最外围的人们，与西方看待最外围的人们，心态是不是都差不多？

王铭铭：差别很大。西方将最外围称为“原始社会”，可见他们那种自我优越性有多大。而古代中国人，他们经常从最外围吸取智慧，吸取经验教训，用以提升自己警醒自己。

读+：你认为古典中国的天下观念不是中心主义的，那么如何看待“五服”制度？那个东西似乎很有些等级味道、自我中心主义味道。

王铭铭：五服制度，一方面涉及亲属制度，是对亲疏关系的格局与礼仪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世界智慧，是对世界五方差序格局的表述。作为后者，它是一个以国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将世界分成五圈而不是三圈，但有着与三圈相通的逻辑，由核心圈，通过若干中间圈的过渡，直到外圈的“荒服”。

无疑，这个意义上的“五服”是有些“国都中心主义”，它构成朝贡制度的基本框架，是等级化世界观的具体表现。然而“五服”制度实亦为“东西南北中”五方制度之另一个版本，含有将四周视作中心的秩序源泉的意思。它有希腊—罗马中心观的一面，即自视为文明的顶点，然而由于有五方体系的约束，这一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特征的世界体系，还有其另一面：来自越远的地方的物与人，越具有增强自我的力量、使其超越自我的灵性。

读+：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天下”是一个合理的天下，那么如何解释它的不完整性？它只是局限于世界东方的一部分，如何能涵盖“天下”？。

王铭铭：以核心圈、中间圈及外圈来形容近代之前的中国，强调这构成了一个世界，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完成了的天下，而是说，它尤其是天下视野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纷繁的前后、左右、内外、上下关系的国度，其视野与活动，并不局限于己身所处的“社会”，而超出于它，广泛包括了种种世界活动和宇宙论意义，兼容了多个社会，多个文明。

（作者：​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