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稼/文

德国古典知识精英对中国似乎颇多亲近之感。歌德的情况最有趣,他之神游中国及择之为友。席勒可惜天年早逝,即便如此,他的中国因缘也是可圈可点。

最直接的当然是读中国书,大家都知道歌德读《好逑传》的故事,但其实席勒接触得更早。1791年,席勒与《好逑传》德译者穆尔相识,此后颇有联系。1794年7月8日,穆尔向席勒寄赠其德译《好逑传》(此译本早在1766年即完成)。1795年3月5日,席勒复函致谢。席勒对这部小说兴趣浓厚,甚至曾考虑过改编重作。1800-1801年间,席勒曾与该书的出版商翁格尔联系,磋商改编出版事宜,但遗憾的是,席勒最终未能践约。

这种在艺术世界里构建中国形象的理想,其实是作为作家或艺术家的“天生兴味”,《好逑传》未能做到的,他借助《图兰朵》进行了阐发。

德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资源”,其实是很有趣的话题,比如卡夫卡那篇很有名的《万里长城建造时》,算起来席勒当然是前辈,他的《中国公主图兰朵》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史中很典型的个案。因为就图兰朵这一形象而言,与其说她是个中国公主,还不如说她是个“西方视界”里的“中国形象”。

图兰朵的故事见于17世纪波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意大利诗人谷齐于1762年将其改编成剧本。但席勒认为该作“在布局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才思,但就诗剧的生命来说,还不够完美。人物像牵线的傀儡,一种拘谨的生硬性贯穿着全剧”,所以他要一试身手,初衷在于“但望通过诗意方面的润饰,使这剧在演出时有较高的价值”。

《图兰朵》具有非常浓郁的域外风情,除了“尚三”思维让中国读者或许能有所会心之外,恐怕很难让人觉得这真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尤其是席勒刻意营造的“中国意境”,无论是铁犁(长城),还是伏羲,甚至朝堂的对话,行动的臣工,都让人感觉到只不过披了一层中国的外衣而已。但这或许正是此剧的价值所在,若论中国味十足,自有中国人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变异”,尤其是经由席勒、歌德这样大诗人之手的变异,恰恰可能是异质思想交流与碰撞过程中最好的命题。所以,席勒此剧的功绩不在“描述中国”,而在“诗意创造”,因为这样风味的图兰朵以及中国想象,对我们来说才更有探索的意义。

最值得提及的,或许还是对“诗思”层面的发微。席勒创作的《孔夫子的箴言》,可以让我们看到席勒对于中国哲人智慧的理解和化用,表现出德国古典那代知识精英的一大特点,就是善待外来资源,不但胸怀开阔,而且气象一新。

对于异域资源的汲取,恐怕是历来成功的精英人物的不二法门,但如何借助他者打通自家的“奇经八脉”,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神通不同。德国之所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巅峰,与这一诀窍大有关系;如今中国经济已然崛起,最需要的其实是文化的大国气象的支撑,但这却不是一时半会能“大干快上”的,中国的知识人究竟该如何贡献于本民族的“光辉岁月”,重温德国古典那代精英的“中国之路”,或许可以打开一扇明亮之窗。

石稼 学者,主要研究文化交流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