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披星

胡适的《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欧阳予倩的《泼妇》约作于1922年，余上沅的《兵变》约作于1925年，现在来看这三部剧作，明显感到是已经过时了。原因也简单，因为作为统一主题的关于妇女解放的话题，在今天已经基本不成为一个社会话题。那么同样，作为话剧中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的作品，它的价值也就基本上不复存在。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作品，在于了解它的曾经价值，或者说是它的遗留部分，还有什么值得思考的。

《终身大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剧本描写一个独生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亚梅留学归来，自主选中了多年在一起的朋友陈先生。田太太却求签算命，说命相不合、八字相克，因此反对。最后亚梅趁父母离屋吃饭，留下字条出走了。该剧情节比较简单，但反封建的主题鲜明，被公认为明显受易卜生的影响，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社会问题剧的创作和演出有推动意义。同样，余上沅的《兵变》也是借助传言中的兵变，一对年轻的自由恋爱者把家里懦弱可笑的家人关进壁橱之后，自行离开寻求自由爱情的故事。从作品的戏剧性来说，这个作品的趣味性更浓一些。

欧阳予倩的《泼妇》写的是“五四”以后的一个新女性于素心与丈夫陈慎之的纳妾行为进行斗争的故事。剧中素心得知事情真相后，当着公婆、姑母和“新姨奶”王氏的面，揭穿了陈慎之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和欺骗手段。经过层层铺垫之后，将情节推向高潮。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与周围人物的强烈反衬中成功地刻画了主人公大胆泼辣，勇于维护正义和人格尊严的性格。剧本曾由洪深导演搬上舞台，成为我国话剧中男女演员同台演出的第一次尝试。这个剧的亮点之一，还在于作者安排了素心把已经被纳为小妾的王氏一并带走的情节，似乎传达了一种不仅自救还要完成“渡人”的观念，这一点其实是很可贵的。

看得出，胡适和欧阳予倩的作品受易卜生的影响更明显一些。这种作为早期启蒙性质的话剧，对于当时的女性觉醒有着一目了然的意义。甚至这个话题在今天，也未必全然没有意义。但显然，它已经基本完成它的使命了。而更深一层的追问，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之后》中已经提出：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看到了“破”的可贵，更看到了“立”的艰难。

当然，即便在今天当女性的经济权基本独立，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或是范围内获得实现，问题也会再度到来。比如身体的自主和灵魂的自由，仍旧是很容易形成的矛盾之争。现在的我们面对更多的是作为“人”的困境，一种存在价值的困境，一种身体的负重和灵魂的飞翔之间的困境。

而从作品的主题意义上来说，这种关于“有用的”和“无用的”的主题立意，一直以来也都是很大的争论和现实困扰。有用的不长久，无用的“不现实”，是常见的处境。以胡适的作品为例，即使《终身大事》曾经如惊雷般出现过，但我在看这个剧本简约的文笔的时候，反而会想起他的短诗《兰花草》。那种自然清新之美，它几乎也是流行歌曲的源头，倒更像是一朵自由之花。

日本能剧大师世阿弥在他的戏剧理论《风姿花传》中论述到关于演员的培养，有个类比说有些演员是“一时之花”，有些则是属于“年年来去之花”，意思很准确也很美。我们都希望能够写出可以长久存在的文本，如同每年都能开放的“年年来去之花”的作品。它应该根植在泥土中/在人世中/在灵魂深处/在未知中……当然，从这三个作品犹如三叶草一般的启迪中，我们也会知道，很多时候总是要经历很多类似于杂草丛生的阶段，才会看到有花之境。这好比“杂花生树”一般，也必定是自然的法则。

黄披星艺术研究者。创作以诗歌为主，兼有音乐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