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中央美术学院（简称“央美”）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纷至沓来，作为央美壁画系主任，出身湖北艺术世家的唐晖，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传统和未来双重的思考，欣慰与焦虑两种的感慨，央美壁画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应运而生，而今城市公共环境建设再次成为重要议题，以壁画为代表的公共艺术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此时和唐晖对谈，有太多理由。

图为正在伏案工作的唐晖

走出“艺术世家”的光环

唐晖生长于一个声名赫赫的艺术世家，他的祖父是中国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唐一禾。唐一禾早年就读北平美专，1927年回武汉参加北伐战争，1934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美院，回归后任教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其油画艺术以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产生很大影响，载于中国美术史册。唐一禾的夫人熊明谦，也毕业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生从事中等和高等学校的美术教育工作。唐一禾的兄长唐义精，正是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者之一，同样是近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和画家。成立于1920年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是中国最早的三所高等艺术学校之一，也是湖北美术学院（简称湖美）的前身。

唐晖的父亲唐小禾，曾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是当代著名画家；母亲程犁来自书香门第，也是著名画家。1968年出生的唐晖，还有一个1976年出生的弟弟名叫唐骁，唐骁毕业于德国慕尼黑美术学院，目前在湖北美术学院任油画系副教授。

与湖美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中学也就读于湖美附中，唐晖最终选择央美，缘由很多。他笑：“其实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名气，比不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9年并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湖美附中时，指导老师基本来自南方美院，比如浙江美院。”

但当年，在湖美油画系有一个老师叫李全武（80年代著名连环画“月牙儿”的创作者，自由艺术家），他曾是央美第一届的进修生，在给唐晖辅导素描时，李全武更加强调造型，这恰好是唐晖的喜好，然而当时，湖美附中的大氛围更在意光影与笔触，唐晖并没有得到特别多的赏识，李全武的出现，让唐晖对央美心生好感与向往。

当然，从小在湖美受到父母关怀，渴望跳出父母光环，也是唐晖选择考入央美的重要原因。

唐晖以当时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央美，创作拿到了满分。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身艺术世家，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少年唐晖还以为北京的求学之路不会让他如何吃惊，但最终，他收获满满，“那个年代，北京流行摇滚乐，整个氛围，老师和学生的视野、对艺术的理解，都冲击着我。”

毕业时，唐晖又拿到了一次满分，他的毕业作品《时空一击》获得央美当年最高评分100分，这在央美历史上从未有过。后来，央美的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评价，这幅作品对时空关系、社会关系的想象和描述，表现了作者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哲学思想，在美术界影响非常大。

在艺术世家的光环下，唐晖不止是谁谁的儿子，他挣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画人民币的传统

央美的诞生，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变革和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制度的最初形态。1918年4月，央美前身——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积极倡导下创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开办的美术学府。央美的另一个前身，是1938年4月在延安创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

唐晖所在的壁画系，也是央美的一个创举。早在1958年，时任央美教授的董希文先生（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作品一律不得出境”的六位大师之一）就把传统壁画纳入教学，对壁画专业的形成起到启蒙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城市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央美在侯一民先生的发起和倡导下，成立了壁画研究室，由此拉开了中国壁画复兴的序幕。1979年，袁运生先生完成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的里程碑作品。1984年，央美正式成立壁画系，这是当代中国高等美术院校中的第一个壁画专业系。时至今日，其他美术院校会把壁画并入到其他专业中，央美仍坚持将它单独成系。

不过，在央美传统里，油画系的光环更亮，徐悲鸿、常书鸿、闻立鹏、靳尚谊等绘画大师都是从油画专业走出来的。唐晖说，“在央美，油画系被戏称为‘油老大’。”

当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央美，为何选择初来乍到的壁画系？唐晖说，有父母影响，“首都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相当于一场美术运动，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美术。我父母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壁画创作（1981年，唐小禾、程犁为武汉东湖宾馆制作陶板壁画《楚乐》，标志着他们绘画艺术语言的成功转型，也标志着湖北当代壁画的创作特点逐渐显现）。壁画是比较多元的艺术形式，把现代主义和装饰风引入绘画，是我小时候特别认可的，我从11岁就开始谋划壁画创作，考大学自然聚焦在这个领域。”

当时的唐晖，还带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少年气”，“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认为架上绘画（油画等）走向了‘末路’，它们呆在美术馆和博物馆等殿堂里，没什么前景。而作为公共艺术的壁画，我认为它潜力特别大，看的人更多，是为老百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

几十年后，唐晖再说起少年时的这个观点，置之一笑：“现在不这么想了。不管什么形式，不管什么语言，它都有发展和运行的轨迹，并不是说壁画是潮流和前沿。绘画有不同的范畴，我现在更支持不同领域的艺术都有生存和发展的道理。”

壁画专业学科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对继承壁画传统的思路，到把东西方壁画传统和绘画传统进行现代重构，至今发展为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向世界艺林，作为壁画系最年轻的系主任，唐晖是见证者。他在公共艺术方面做了更多探索，以求更贴近时代，比如，在2016年，通过美绘乡村活动把壁画下乡，同年又把世界街画首次引入到中国，还完成了多项大型壁画制作，尤其是2017年11月的越中友谊宫壁画项目，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度评价。

央美壁画系还有一个“传统”是设计人民币。侯一民先生参与设计了第三、第四套人民币，今年5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唐晖也接下了升级第五套人民币的任务。不过，正式发布升级版的第五套人民币，可能要等到明年。他简要介绍，“1元纸币背后的西湖，我把夜景的三潭印月画出来了，10元纸币背后的三峡，我也整个重画了一遍。”

第五套人民币最初的版本并没有艺术家参与，这次升级交给唐晖，正是艺术之于公共事务的价值体现，“尽管升级人民币不能改变原有构图，但细节很不一样，艺术家的参与，是让细节更讲究。”

访谈

公共艺术，要跟老百姓零距离，但首先得感动自己

谈壁画：壁画本身就有民族血脉

读＋：壁画是一种公共艺术，它和建筑、环境、人群密切相关，但现在，我们鲜少在公共空间看到壁画身影，如何看待公共空间发展很快，但壁画之类公共艺术却缺失的现状？

唐晖：1979年的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一些大型的公共墙面需要艺术家处理，比如首都机场。这是特别慎重严肃的事情，就像圣彼得大教堂为什么当时选择米开朗基罗去画一样，它是一个盛典，公共艺术给大家的印象是永久的。但到了现当代，为什么壁画变得没这么有实验性，或者绘画性的壁画缺失了，主要是因为现在对环境的要求提高了，一个环境里面，装修的频率更大，过去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往往因为重新装修就被毁掉了。在中国，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处理公共墙面的时候，对于投入很大的壁画作品，往往是可拆卸的。

让公共艺术跟上公共空间发展的步伐，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2016年以后，很明显感到壁画公共艺术的发展抛物线又升起来了，公共艺术的发展很依赖国家政策，国家对文化的需求提高了，壁画系现在每个老师的项目都应接不暇，城市地铁的发展，每一条地铁线都有公共艺术需求，还有大型的图书馆、剧院等。现代人开始注意到，把一件艺术作品实现在公共空间里，需要艺术家参与，需要专业团队操作。壁画系现在做的一件大事，是湖南常德沅江壁画项目，这个项目有四公里长，要把中国壁画所有的经典作品都实现在那里。

读＋：公共艺术的创作形式，较以往有哪些发展？

唐晖：我们去年办了一个“国际街画艺术展”，就是涂鸦，之所以叫街画或墙绘，是因为涂鸦这词似乎有点负面了。严格意义上讲，涂鸦不能归为壁画，但我们想把街画并入进来，从历史上梳理，把它放到艺术范畴。

墙绘最早产生在纽约，但很多是单纯地把自己名字涂上去，缺乏艺术的引入。当然，也许这也是一种艺术。但我们说的艺术介入，是指原创性有多少，文化内涵有多少。纽约的基思·哈林，他的墙绘作品进入了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家。

壁画会对墙面进行测绘、研究，寻找最合适的材料，考虑耐久、坚固、安全。而墙绘是特别接地气的，只要有一面墙，拿着喷罐或笔，就可以进行创作，对墙面没有要求。这就让年轻学者，或者让没有那么多经费的环境，也能享受到壁画艺术的美感。

我们尝试用墙绘的方式，把壁画送进乡村，去了北京怀柔大水峪村。这个村庄里的建筑全都是私搭乱建，建筑本身没什么艺术价值，但村庄位于长城脚下，风景特别优美，主要经济来源是旅游民宿。北京市旅游委找到我，我们就说把墙绘带过去，我们学生去做了四期，在村庄原来的墙面上画了水怪、公鸡、金鱼……墙绘的引入，也改变了村民对美的认识，他们开始不允许在这些墙下乱扔东西，乱搭乱建，因为他们对艺术有了感受。怀柔计划把这个村庄改为“国际壁画／墙绘艺术村”，我们的学生也会不断去画，要把整个村庄画完，希望把它做到社会关注的点。这也是壁画在社会延伸的一个方向，也是公共艺术的一个探索。

壁画也关注新材料，比如3D打印、交互。我们希望在未来，人走在一幅壁画前面，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在地铁里，乘客对着一面壁画墙大喊一声，墙就会动。但这些还没有实现，是正在研究的科研项目。

读＋：很多人提“壁画的民族化”问题，但当代的公共空间，似乎更多还是西方的、现代的、科技的元素更多，民族化壁画该如何交融？

唐晖：其实不存在什么问题。油画源于西方，但壁画这种艺术形式是可以回到本民族源头，去敦煌，去永乐宫，我们的祖宗有这个东西，壁画本身就有民族血脉。如果从西方角度来说，壁画是墙面装饰，若要归入艺术品范畴，则需要艺术家参与创作。那么，壁画的各种元素该如何根据环境等因素来交融，是艺术家的艺术品位和创作问题。

读＋：您对武汉的公共艺术有何观察和建议？

唐晖：我从小在水果湖一带长大，小时候觉得武汉是个特别美的城市，鸟语花香，湖光山色。汉口租界的建筑，长江大桥，会让人感到那时候人做建筑的态度是特别虔诚的，细节讲究，给我特别多的惊喜。但现在武汉发展太快了，童年时代的武汉，一去不复返。

武汉的公共艺术问题，跟全国其他城市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可辨性很差，不像过去那么充满独特魅力，有点过度建设，缺乏城市地标。我觉得需要建立一个公共艺术评价体系，如何把最优质的公共艺术引入到城市来。这个评价体系，要让专业艺术家介入进来。

谈央美百年：央美距离世界一流并不远

读＋：谈论央美百年的历史，其实是想留下和思考什么？

唐晖：我在央美的最大感受，是这个学校尊重传统，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师生关系。现在央美有4000个学生，我们那时，整个央美只有200个学生，个别专业是七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师生之间亲密无间。上世纪80年代，我觉得在美术上是一个梦幻的时代，那时候也诞生了很多美术运动，与这种师生互动不无关系。但央美又不保守，接纳最前沿的尝试。

百年历史，不是所有学校都有的，通过对传统的认识，让学生内心有自豪感和使命感，这很重要。当今的中国社会，需要沉淀和宁静，需要踏踏实实，这样百年的活动，从各个方面回顾我们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是面子工程，不是一窝蜂，而是一天天积累，一块砖一块砖铺垫起来。

读＋：也有很多关于央美百年得失的议论，尤其在“兼容并蓄”这块儿不乏批评。

唐晖：我觉得任何一所大学，要做到世界一流，它都没办法避免大环境大背景，它的全民需求，它的价值观，还有作为高校如何落地，如何回馈社会。就像央美从王府井搬到望京时，也带来了798，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这个学校的精神在如何影响社会。

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就像武汉的公共艺术一样，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也走访过世界上其他学校，作为一个美术学校，央美距离世界一流的美术学院并不远。我们现在也在进行教学改革，希望教育更加国际化，但这也会有一些摩擦，很正常。

读＋：往后的百年如何发展？

唐晖：央美的学校定位很重要，应该着重精英教育。未来，我个人感觉并不是要把学校扩大到怎样一个规模，但目前，教育经费的下拨倾向于规模更大的学校，按照人头来发展。这是一个矛盾：如何既把学校质量办得很高，又把规模办得很大。

我个人的理想，央美这一类高校的精英教育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学生，所以我们在不断调整考试模式，以求筛选到更优秀的学生。我念书那个时代，几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央美现在活跃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都是那个年代出来的。但现在不可能恢复到那个时代了，现在的师生比，大概一个老师带十几个学生，顾不过来。当然，整个学校的大的方向，由国家决定，院长决定，我们只是怀念那种精英教育的模式。

谈创作：艺术作品不能成为“定件”

读＋：艺术和老百姓应该是怎样的距离？

唐晖：作为公共艺术，我们特别强调跟老百姓零距离。其实很多人，即便不是学习艺术的，对审美的包容度也是越来越大的，老百姓的审美现在已经升得很高了。就像大家欣赏毕加索的画会说看不懂，但毕加索会说，鸟叫的声音好听吗？好听。但它在说什么呢？可能有时候欣赏艺术就是这样。

艺术到了现当代就是提出思考，老百姓会感到反差，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兴衰都会给老百姓带来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提出问题就会解决问题。

读＋：艺术家应该引领老百姓的审美吗？

唐晖：艺术家是个体。当然，公共艺术是为了环境在创作。但是一个艺术家，他最大的价值就是贡献他个体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他的绘画、装置、雕塑……比如我成长在武汉，武汉这个城市和周遭环境对我内心深处的影响，这样的艺术作品可能会跟某一个观众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可能就是艺术家想要的。一个艺术作品，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别人，这是最理想的。如果这个艺术家太去为公众而创作，太被动，不那么能够反映个人内心深处的感悟，那就是一个定件，或者说受甲方牵制太多的东西，它的艺术价值可能需要打个问号。

读＋：有人评价您是“一个坚守绘画方式的实验艺术家，一个带有充分未来感的复古主义者”，您的艺术理念是怎样的？

唐晖：我这个人，对经典艺术特别认同。所谓复古主义者，某种程度上是指审美和价值观还比较怀旧。可能有的当代艺术强调叛逆、颠覆，但我的作品不太这样，比如我的纪念碑系列，会崇尚生活庄严。当然，每个艺术家在处理作品时，方式是不一样的，没有谁好谁不好。我在审美上也不保守，接纳最前沿的实验性东西，只不过我会做一个筛选。

我坚守原创，创作的东西是我的内心，我的生活，我的兴趣爱好，是周遭环境给我的感悟，是我对人生的一些思考。在公共艺术上，我也强调尽量展现原创力，然后带着一种责任感，不要粗制滥造，不要敷衍。

先声

雨果的戏剧《欧那尼》上演，引发古典派和浪漫派支持者的混战，这是结结实实的仗，不仅仅是口诛笔伐，浪漫派属于年轻人，战斗意志强，但不敢动手，只对着包厢里伸出来的古典主义老头们的光头大喊：“打倒秃瓢！”另一方古典派却早已严阵以待，他们雇人从屋顶上往下倒粪便，扔垃圾。据雨果夫人回忆：“战斗在最前沿的巴尔扎克首先挨了一记烂白菜帮子。”这是法兰西文化史上有名的“欧那尼之战”。

现在想来，那时人单纯，不为政治、种族、宗教等等而战，只为艺术而战；艺术也蓬勃，不是高高在上、躲进小楼、只装体面，而是引导整个社会走向大变革，让大众审美来场暴风骤雨。

中国有没有开风气之先的艺术之战？要有，肯定少不了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之争”。1979年，改革开放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袁运生加入到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巨幅壁画的团队，他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本是想通过一个少数民族的题材，寓意人性的回归和思想的觉醒。可是大家并不管这些，只把眼光集中到了画中的三个裸体女性身上，一时间，身体的解放成了艺术解放的焦点，震动之大，相关部门不得已将它遮蔽起来，直到国家领导人出面才解禁。有人誉这幅壁画为文化“原子弹”，从此“各种艺术流派在中华艺坛才开始了异彩纷呈”。

每一个变革的时代，艺术总是先声，它感知，它表达，它号召，它激进，“你要战，便作战”，无所畏惧。从这个角度讲，一切先声的艺术都是公共艺术，它引发争议，它改变公共话语体系。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艺术解放的先声从本身就是公共艺术的壁画开始，可谓幸事：以最大的力气砸开最硬的核，放出果壳里的宇宙，让我们至今还感受到变革的力量。 文/周劼

东湖绿道二期湖町道,学生正在墙体上创作个性涂鸦。任勇 摄

生态艺术公园里的春芽造型 记者 詹松 摄

木偶归来——《童趣巨人》

多组童趣巨人，每位巨人的姿势、动作、表情各异，是一个个强劲而富有内力，成熟而又深刻的形象。有的紧皱的眉头，有的托腮的手臂，有的低俯的躯干，有的弯曲的下肢，他们蕴籍着深刻与永恒的精神。象征着武汉的人文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