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文

“配速”不只表现在奔跑这种身体活动之中。有资料表明，音乐也在更快地演奏，演奏一首19世纪的作品，今天花的时间比它创作出来时可能短几分钟甚至更多。卡拉扬经常被质疑的一点就是他指挥的贝多芬作品演奏得更快，但他还不是最快的，阿巴多指挥的贝多芬作品比卡拉扬还要快。

这样，如果我们说要听原汁原味的贝多芬，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听贝多芬想要表现的东西，听贝多芬时代指挥家和乐队表现出来的东西，听今天指挥家和乐队演绎的作品，还是听到与今天我们的“时间感受”匹配的“现代版本”?

我们的“时间基准”已经明显缩短了。仅仅30年前，我们还在用邮政系统和他人联系，等一封回信一个星期，第一时间回过去后，再等半个月时间接到新的回信，很正常，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舒适，等待甚至成了一个甜蜜的过程。今天，我们会把等候回复的时间长度设置为几秒，没有反应就要反复刷屏。时间基准的缩短，使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更加希望看到结果。“耐心”这个词的时间意义已经重新塑造，从以一生、一年和几个月为计量单位，减少到以月、星期和天来计量。在即时通讯领域，愿意等待5分钟，都可以叫做“耐心”上的良好表现了。

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分化，人的主体化，对自然的驯化，以及总体上的一种“合理化过程”。这个理解，给分化、个人化和人对自然的工具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即这样就是合理的，不这样则是不合理的。在“合理”的这种定义后面，是时间以更高速度来运行则是合理的，效率至上是合理的。

然而，恰恰是这样的理解，使“合理”可能导致非人性的后果。“现代化屠杀”“现代化毁灭”，也是完全可能出现，并且真正出现过的。纳粹集中营的焚化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诞生，都合乎速度原则、效率原则，但对生命构成巨大的挑战。

即使不把如此极端的事例举出来，那么林林总总的决策失败在高效率的行为下所导致的反效率甚至人类苦难，在现代社会也是屡见不鲜。仅仅一个企业，就有可能因失败的决策而制造无法完成交换的产品积压，从而对资源和生态造成巨大的浪费。如果是一项失败的政治决策，则更加可能在高效率的执行之下制造许多人命运的悲剧。

“唯快不破”作为一个很具总结性的话语，透射着社会整体的“成功学”逻辑。把“不破”作为一个结果，把“快”作为制胜的途径，人们就一定把“先发制人”作为行为的原则，而这个行为自身是否合乎价值，合乎多少人的利益，可能被降到无足轻重的位置，但这个问题原本应当是行动的基础，应当作为行动的前提深思熟虑。

从动力革命、运输革命到传播革命，速度一直在“体外”加快。接下来，植入革命和基因革命，可能使速度在身体内部爆发，甚至在基因层面改变。可以说，人们的时间基准可能缩短到神经反射水平。

当时间基准发生改变，人的行动密度就大大增加了。过去我们可能在一天里完成一个行动，现在我们可能在一个小时完成一个行动，未来我们可能在10分钟里完成一个行动。

行动密度的增加，意味着决策时间的缩短，我们在持续面临新的情况，从而需要不断进行决策，每个决策都是间不容发的，好像不做出决定就无法解决问题。决策时间的缩短，决策次数的增加，可能导致决策质量的下降。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信息去进行“合理化决策”，成为一个大问题。

正在兴起的大数据热，似乎正在为“合理化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大数据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显示了信息焦虑和无远弗届的占有野心。更快的运算、更大的数据库、巨细无遗的信息集成，人们希望由此解决决策依据问题。然而，可以断言的是，相比于人类对决策时间缩短、“先发制人”的欲望、赢者通吃的现实，以及需要作出的决策个数，没有任何数据系统是够用的。决策质量的下降，可能无解。

这样，我们可以说，正是在“省时”这样一个“合理化”的效率主张之下，一种内在不合理性也在生长。在任何事情中，我们都要时间尽量地短，而决策质量下降导致“不合理性”实际是在上升。作为突出的例证，我们可以说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之所以出现，是自然界被完全对象化以后，作为发展的资源来对待的结果，率先获得资源、开发资源者，站在有利位置，当人们都如此行事时，生态这个根本的约束条件就在各个部分的得益中被破坏了，这种破坏不是各个部分的得益可以对冲。

我们正在面临时间基准加快产生的两种矛盾境况，一方面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发生了太多事，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世界似乎又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似乎发生了太多事，是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新的信息；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因为我们回首昨天发生了什么或者上午发生了什么，都会感觉一片茫然。这是信息过载的典型症状，但我们对这两种境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成瘾般的信息获取来缓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过载的状况。时间基准因此更短，我们的脾性更加不耐烦，决策更加快速，反射行为更加频密，未来如何，我们已无暇静思，我们仍然在“唯快不破”中进行说不上是不是真的合理的“合理行动”。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