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去求职，拿出3张文凭，重庆大学本科、浙江大学硕士、北京大学博士，3个毕业证上的校长都是”林建华”，面试官说：“同学，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好不好，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

这是网上流传的段子，林建华把这个段子收进了自己的书《校长观点——大学的改革与未来》，他说：“这个段子是在调侃我担任校长的时间都太短，在重大做了两年半，在浙大做了一年八个月，时间的确太短了……”

在短短4年里，林建华先后当了重大、浙大、北大校长，无疑他是有过人之处的；与其老是嘲笑他把“鸿鹄之志”念错了，不如看看他的书里有何“干货”。

履新重庆浙江都有故事

2010年12月，林建华离任北大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调任重庆大学校长。

到重大后，他在校务会上提出，尽快实行学部制改革。书记则认为，应该更稳妥一些，先建立文理学部再逐步推开。

林建华写道：“先试点还是直接全面铺开，并不是原则问题，但书记和校长在会上出现分歧，则是很严重的事情。……中国一些大学的确出现过书记和校长闹得不可开交的例子，……学校里也还是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专门从书记和校长的分歧中，钻空子，找机会，使自己或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做了深刻反思，感到自己有些过于自信，应当建立起与书记和班子同事深入沟通的机制，于是我与书记约定，今后每周都要碰一次面，谈谈各自的想法和看法，除了与书记的沟通，我也要求自己与班子同事形成经常沟通的机制，私下沟通一定要开诚布公，特别对一些原则性问题，一定要把观点讲清楚，讲透彻，千万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达不成一致意见也不要紧，若是原则问题可以搁置再议，若是枝节问题也不必纠缠，让一步就可以了。……与书记间的信任是最大的事情！”

那次校务会之后，重庆大学组建了文理学部，“大家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和其他院系的领导看到了学部制带来的变化，纷纷要求尽快在全校推广”。

后来林建华到浙大上任，也遇到了风波。一些浙大校友在网上发公开信，主要观点是浙大校长过去一直由院士担任，林不是院士，不利于浙大发展。

林建华写道：“虽然有一个很不平静的开头，浙大的一年多，却是我最惬意和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时光，浙大人敬业，也很职业化，大家都专心于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很少有勾心斗角、相互拆台的事情，能够在浙大工作还是很幸福的。”

在北大经历的两次失败

林建华是北大生长出来的干部，对北大非常了解。在《校长观点》中，他多次提及在北大做事的三种方法，“只做不说，只说不做，也说也做”。

他对北大气质的解读很有意思：“北大虽地处北方，一百多年来，一直是由南方人，特别是江浙人执掌，教师也是南方人居多，只是在最近一些年，北方人逐渐多了起来，南方的细腻与北方的豪气，再加上地处京城，使北大人天生就背负上以天下为己任的宿命。”

“北大人喜欢评论，凡事都要刨根问底问为什么，有时也会在一些枝节上争论不休。……

北大人也不愿意被束缚，学术研究被看成是老师自己的领地，不容任何干涉，其他学校常用的定量化绩效考核，在北大却被嗤之以鼻，北大人崇尚学术、重义轻利，做起事情来踏实认真，有时也过分的较真认理，显得憨厚愚钝，质朴谦逊，这与外界对北大的印象大相径庭。……北大是一所文科思维比较强的学校，凡事都要问个究竟，常常会花很多时间讨论事情原委和内在规律，一旦问题讨论清楚，达成共识，很多人就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至于如何实施，那不关我的事情了。”

在北大，“校长要想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简单的下命令，否则大家都会来挑毛病，一个办法是把想法传递给院系或学者，让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校长在一旁大加赞赏就可以了。”

他也坦承了自己在北大经历过的两次失败。一是在校长助理任上想要整合两个单位——城市与环境学系、环境科学中心，不料组成环境学院后矛盾重重，大家疲惫不堪；无奈之下又分成了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手”之后大家都发展得很好，令林建华深感困惑。

另一场失败则是2004年的北大人事改革，他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不但全程参与，而且积极倡导，此次改革引起很大反弹，后遗症很多，以致参与者们多年不愿再提此事。林建华反思，认为一是时机把握不当，当时新班子刚建立；二是组织协调不力，对细节测算和利益相关方的评估都不够；三是外界干扰太大，应该少说多做。

当然他也有“得意”的时候。他在北大担任常务副校长时，发现学校的公共教室缺口很大，几次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回应。于是他就设了一个“局”，在上午课间的时候请领导去检查教学情况，当时正值上下课人流的高峰，教学楼的走廊上挤满了上下课的学生，寸步难行，有了这次切身感受之后，新教学楼的建设很快就被批准了，这就是现在的北大第二教学楼。

他也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比了在三地当大学校长的不同感受：“在重庆大学做校长比较辛苦，校长要有想法，制定发展战略，还要找到合适的人去落实和实施；浙江大学要好得多，校长只要有想法就行了，做事的人很多，而且做事情很快；北大校长是最轻松的，校长不需要有想法，因为教授的想法已经很多了。当然，即使你有想法也不能贸然行动，因为大家只顾品头论足，就没有人去做了。”

【记者手记】

去北大学医如何？

每一个走到林建华这种位置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中学毕业之后在农场下乡，曾有一个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上学的机会，单位领导都推荐他去，最终农场决定让另外一个人去上学，当时他很气愤，去找场长理论争辩，但没能改变结果。几天后他才慢慢平静下来，接受现实，没料到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他得以进入北大化学系。

林建华上北大时，他每天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从来没想过参加竞选、当干部。倒是他同寝室的一位同学说，他做事情比较靠谱，应该当领导。

林当时一笑了之，后来他在北大读了博士，出国做了近五年的博士后，回国后，1998年当了化学院院长，这样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林建华对大学的“故事”有种别样的敏感，在《校长观点》这本书的最后一篇，特别讲了两个故事，一是刘湘主政四川时专设一块钱的“猪头税”，用这笔钱建了重庆大学；二是蔡元培在北大“兼容并包”的故事。

林意味深长地写道：“人们往往会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解读过去的故事，为这些故事披上抽象的外衣。例如人们并不深究重庆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一块钱是很重的税负，猪头税是否真的能够实施，或征集了多久等等，人们并不关心。又如，人们并不关心蔡元培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实际上当时的北大只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只有几百学生，几十位教员，这比现在很多院系都小得多。”

他认为，这些大学故事之所以被人铭记，广为传诵，正是因为它是人们对于大学的想象；到最后这些非史实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大学的标识和象征。

无疑，林建华决不希望，自己留下的故事，除了“三个章子”就是“鸿鹄之志”。在书中，他多次阐述北大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特别强调医学将是北大发展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认为未来的医学将更加智能，更加精准，更加依赖于数据和新技术。

在这个6月，又会有一批幸运的孩子考上北大，那么试试看，去北大学医如何？一个新的故事也许会就此展开。（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校长观点——大学的改革与未来》

林建华 著

东方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