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冠中:中国工业设计不是美化问题,缺基础设计研发

柳冠中

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红点奖、IF奖纯粹是商业机构来骗中国人钱。”一句话,让拿过红点奖的锤子科技CEO罗永浩不得不发长微博辩白,也让德国红点设计奖官方发盖戳声明,表示都是你情我愿。随之而来的,还有漫长而广泛的热议与传播。

一句话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震荡,因为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是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有着“中国工业设计之父”头衔的柳冠中。中国的工业设计究竟出了哪些问题,该怎么走?带着这些疑问,又恰逢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柳冠中所著的《中国工业设计断想》之际,读+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采访了柳冠中。

误解:设计不就是脸盆上喷花嘛!

因为批评红点奖的一番言论,柳冠中最近很忙,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办公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和媒体,都想请他讲讲工业设计的问题。柳冠中愿意跟公众阐述他的观点,一而再,再而三。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早已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今年1月又刚刚被清华大学评为首批文科资深教授,75岁的柳冠中,说起中国工业设计的问题,仍十分痛心疾首。他奔走疾呼,因为感到人们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工业设计的概念,误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几十年,“还是在把工业设计简单理解为美化。”

中国的工业设计起步很晚。柳冠中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他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并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时,原轻工业部(现更名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的口号是“工艺美术品实用化,实用品工艺美术化”,“这个概念的层次很低,是从美化的角度来看待工业设计问题。”

到了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建设需求的增大,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工业设计的需求,“我们有位老师叫潘昌侯,他是建筑师出身,他当时就觉得中国应该有工业品的设计。”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首先成立了工业美术系,“当时还不叫设计,因为叫设计大家还不理解。”1978年,柳冠中回学校就读工业美术系,跟着潘昌侯做项目。1984年,柳冠中应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要求,回国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

“当时我们宣讲中国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讲了半天,结果有官员还说‘你们不就是脸盆上喷个花嘛?叫什么设计啊!”柳冠中回忆,“到了80年代,很多人的认识还停留在50年代‘工艺美术品实用化,实用品工艺美术化’的老观念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很难推进啊!”

但社会终究是在进步,工业设计的需求在市场上被唤醒了。中国工业美术协会开始主动找到柳冠中,和高校合作开办师资培训班,中国的工业设计教学从培训班开始,“最早办了一个全国的工业设计师资培训班,没有学历的,两年。由此开始,我们为全国各地的工业设计培养了大量的师资和人才。没有人,说什么都没用。”

短板:“拐杖”让中国丧失自主能力

成立中国工业设计系的30余年,柳冠中还是看到了进步和变化,“有一届轻工业部的部长叫曾宪林(1987年-199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他是从国家科委过来的,他跟我聊了一整天,后来召开厅局长会,他专门跟各级官员讲了工业设计,题目叫‘先导-机制-桥梁’,他把工业设计理解得非常到位。先导,指的是工业设计带有预见性,绝不是眼前的事;机制,工业设计需要政策;桥梁,工业设计必须跟其他部门合作,它是个沟通关系。”

再后来,随着轻工业部解体、更名,领导人不断更换,工业设计的推进工作,也随着管理者的不同认识而呈现不同变化,或停滞不前,或缓慢前行,“管理者认识到了就推行,认识不到就不推行。”

柳冠中很强调政策机制对于工业设计的影响,他认为,若完全交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由调配,容易陷入投机取巧之中。他举了一个例子,“1987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善,我们派出8个冰箱代表团到日本去引进冰箱,大家想的都是相对便宜、尽快生产。结果,这8个冰箱代表团买了松下的同一个生产线。松下老板挣了大钱后取笑中国人,说你们怎么这么引进?你买一个松下的生产线,买一个夏普的生产线,再买一个德国的,一个澳大利亚的, 五年以后,你们中国自己的生产线就出来了啊!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想的就是今天引进、明天生产、后天挣钱了。”

柳冠中认为,引进就像一根“拐杖”,有了拐杖,走起路来变得容易,但永远也跑不起来,成不了独立而健全的工业。“工业设计不是美化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哪里是美化的问题啊!”他有些激动,“问题是最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带有前瞻性的核心基础研发。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原始的研发设计投入大、风险大,如果单纯靠企业自己,很难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认识到也很难解决这个难题。到如今,中国的汽车工业,前不久的中兴芯片危机,都反映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很多工业被人勒住脖子,就是缺乏前端的基础设计研发。”

迫于经济压力,企业可以“短视”,但管理者不能“短视”,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很诚实地说过,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成为制造强国尚需时日。柳冠中说,“这么多年,中国的工业设计一直徘徊徘徊,难有大发展。领导和机制,应该像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家长都会考虑孩子们的发展和未来,领导者也不应该只考虑给企业眼前救火,而应该考虑十年二十年后的事。”

【编辑:符樱】  


(作者:黄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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