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耕耘

帕慕克这个名字已和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民族性，融为一体。在他笔下，父子关系、民族传统和现实处境始终是作品的核心主题。一部《红发女人》的新作，短短十余万字的篇幅，却呈现出作家的某些新风貌。小说里，帕慕克探寻史诗、悲剧和土耳其纪实融合新高度。那些传统的、民族的和宗教的遗产，既是过往荣耀，也像历史包袱，让作家备感焦灼。

《红发女人》是关于土耳其的精神寓言，它不断重述希腊悲剧里的一种典范：命运悲剧。故事本身都好像“退位了”，因为它既简单又显得失重。换言之，这是一部观念压倒情节、隐喻高于现实的作品，帕慕克太想靠故事来给土耳其症结一个诊断。无奈的是，故事本身端出了一片更繁复缭绕的“意义森林”，我们无所适从，只会迷惘。

主人公杰姆的父亲，是世俗化革命的代表，早早被捕入狱。杰姆在父亲缺位的成长中，跟随挖井人马哈茂德，学习打井手艺，师徒宛如新父子。在一次操作事故中，杰姆没有救援师傅，他选择逃离。写到这里，小说可谓“平直得老实”，稀松地讲了一个父亲缺位，师傅补位充当的故事。但作家可能内置了深刻主题：父亲是不可选择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罪愆。打破命运之序的端倪，在这时就已“埋线”。

之后，他抱着罪恶感，上了大学，学了地质系，当上工程师，成了建筑开发公司老板。娶妻无子，却也一直平稳幸福。然而，突转又来，当年他与红发女人的露水情，竟然留下了一个私生子——恩维尔。马哈茂德也并没死，他被红发女人救出。杰姆和儿子的相见，却成了命案现场。恩维尔对杰姆怀有敌意，最终杰姆死在水井中。这个故事不细看，你还以为帕慕克讲了一个因果轮回的烂俗劝诫。

直到红发女人最后回述故事全貌，你才发现帕慕克到底想“唱哪出”。她既是杰姆父亲的革命情人，和挖井师傅也有关系，还是杰姆的性启蒙者。我不晓得，帕慕克有没考虑这种设置，到底有没有可能性，是否失真。但能确定的是，作家铁了心想把红发女人当“神话原型”，当观念化身。简单说，她在本质上没有肉身，只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理想而存在。她能同时与革命力量（杰姆父亲）、西方世俗（杰姆）、宗教保守（马哈茂德）结合，就是明证。这象征了最大调和。只可惜，这种调和，只会生产更多的价值混乱。

对杰姆而言，红发女人意味既有母性、又是情人，亦是妻子的功能复合体。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与史诗《列王纪》中的生父杀子，尤为重要。甚至，二者本身就是《红发女人》的文本组成。只有把三个故事一起拼和，你才能读解小说的意义整体。作家实现了相互指涉的高度“互文”。弑父和杀子都投射出杰姆的精神焦虑。生父对他的淡漠，师傅对他的严苛，意味着世俗化和保守派对他的撕扯。

远离生父，不救师傅，妻子不孕，这是杰姆的逃离。无父无子，其实是逃避选择，打破命运之链的努力。正当他以为能跳出宿命，不料最后死在“冒出来的”私生子手里。帕慕克写出如此“托寓”的小说。甚至，他借史诗和悲剧，写出了一种政治抒情。杰姆的命运也是当今土耳其命运的“人格化”。到底是追寻已然失落、生疏的东方“父性”，还是被西方世俗化力量吸纳，这是“每个杰姆”都要做出的阵痛选择。帕慕克意识到，不做选择的逃避骑墙，没有出路。

俞耕耘　哲学硕士，文艺评论人。在国内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