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学的差别》，这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题目。选择两位持有原子论的古希腊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表明了马克思即使在他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时期也有着明确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主要观点一致，但两人在原子运动方式上存有很大分歧。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运动只不过是直线运动，这种运动是一种直线与空间的存在。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的运动存在着偏斜，偏斜使原子自由、碰撞，由此产生了丰富的世界。两者不只在是否解释得了原子何以构成千变万化的世界上有不同，后面还隐含着思想上的巨大分野。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天体是永恒的，对天体的崇拜，以及后来对上帝、神，以及“以太”、理念、绝对精神等东西的崇拜内在一致，也与人们自古推崇的必然性、本质性、规定性、决定论、预成论等“不变”属性乃至科学主义思维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这一种贯穿古今的哲学路向，概而言之可称为理性主义。在另一端，人文主义的传统则弘扬感性、偶然性、变易、演化、生成论、现象、能动性、具体性、丰富性、差异性，为人的主动创造和自由留下空间。

上述两个思想路向，本是互补，没有高下之别。但就现实来说，本质主义、必然性、理性崇拜是西方思想的主要偏向，只是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而偶然性、生成论、自由与创造则居于从属位置。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博士论文，就是在对偏斜、碰撞、偶然性的肯定中，为现实世界、自我意识、自由创造的展开构造逻辑上的可能性。

世界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原子，时间应该从本质世界里排除。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此还是一致的。但德谟克利特进而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由此，时间就失去了“时间性”，这即是对时间的否定。伊壁鸠鲁则认为，时间是现象的绝对形式、纯粹形式，“偶性的偶性”“变易的变易”，换言之，现象有万千种具体的形式，抽象到最后就是时间。这样伊壁鸠鲁就把在本质世界里排除的时间，在现象世界里请回来了，并且时间对现象世界，如同原子对本质世界一样，具有本体地位。

伊壁鸠鲁把时间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不只是“安放”了时间，为原子的偏斜运动提供作为的舞台，从而解释原子何以构造世界，还开辟了人的感性参与到世界之中的通道。既然时间是现象的纯粹形式，那么可以说现象即时间。我们总是从现象的过程性中把握、体验与生成时间的概念，人的感性是“形体化的时间”。这样，人的感性、现象世界、时间就是同一个东西，感性的人、人的时间感、事物在感性中的显现、事物本身的时间性得以统一。

马克思说，“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人的感性反映了世界、衡量了世界，并且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的烙印，也就是通俗所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永恒与必然同义，时间则与偶然相随。本质主义倾向是把偶然性视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或者直言之，是认识上的偏差，“主观的假象”、必然性的表象。但按照伊壁鸠鲁的观点，偶然性属于本体论范畴，时间与偶然一致，在时间中一切皆偶然，偶然是“具体的自然”，也是真实的世界。偶然意味着自由。于是，时间、偶然、主动性、人的自由等等就从原子的偏斜中本质地关联起来了。自由不像黑格尔所说的，只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是偶然的、能动的意志或选择。

这就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表达的感性时间论。原子、原子的偏斜运动、现象、时间、感性的出场，引致一个更大的主题，那就是自我意识与自由。时间是现象世界的纯粹形式，现象世界则是时间的具体展开，而感性（具体来说官能的感知）是时间生成的途径，也是现象世界得以确证的证据。偶然性不是认识的偏差，而是“抽象的可能性”，从而消除了外部世界对人的决定，人能够成为自为的可能性存在，完成自我决定、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这就是自由。

马克思说，“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一个不幸的事，但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原子的偏斜、世界的无限、时间带来的偶然性、人的感性，都决定了人不可能臣服于必然，而是通向自由。

人要“停止其为一个自然的产物”。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似乎不经意的这个表述，细看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人不仅是人类的“类成员”，而且应成为一个“个别人”，他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肉体的存在，更是一个生命和价值创造的主体，他在时间和创造中确证自己。

停止成为一个自然的产物，是马克思对人作为主体的一声疾呼。马克思通过博士论文为伊壁鸠鲁这个被忽视的哲学家及其所代表的哲学路向正名，也是在为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发展张目。此时的马克思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在理论上谈论哲学应当变成实践的力量，也尚未找到改造世界的实践的道路，但他对必然性的反抗，对命运束缚的解除，都表明解放与自由的主题已在他的思想中确立。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编辑李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