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杨京

近日，桐乡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发布的一则通报引发热议。此前，当地一名环卫工因工作引发争执后被打伤，打人者被警方处以15天行政拘留并处罚款500元。警方在有关此事的通报中，使用了“今天没有嬉笑，只余怒骂。任何人，任何人欺凌弱势群体，欺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都该被社会唾弃”的措辞。

这份通报在传播中被冠以“霸气”之名，读来确实让人颇感“解气”和“痛快”。从常情常理出发，打人者的行为的确让人愤怒，作为普通公众，有理由表达这样的愤怒。不过，当这样的愤怒和“霸气”出现在一份警情通报中时，还是值得商榷。

警情通报，顾名思义，要对警情的发生和处置进行告知和公开。这种文本属于工作文书的一种，应该有详细的规定和体例要求。同时，这也是公安部门执法工作的组成部分，因而应该是平实和客观的，而不是带有情绪甚至是煽动性的。

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除权利人同意或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外，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通报中诸如“姓杨的”“一条金龙”等措辞，尽管有意隐晦，但客观上还是将事主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之于众，这至少也是有瑕疵的。

另外，这种通报行文还有可能形成对社会情绪的挑动，造成新的矛盾风险。如果出于义愤的“怒斥”是正义的，那出于义愤而上门找其“算账”是否也是正义的？如果抛开了法律的标尺，其间的边界又应该如何把握？这样的问题，是应当警醒的。

公安机关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法治意识是基本精神，谦抑和克制则应该是工作的重要原则，因为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公权力和强制力。即使从业者个人被某些案例激发了情绪，甚至不吐不快，但在工作场景下和工作角色中，就不应该过多地代入个人情感，否则就很容易从“义愤”滑入“戾气”。

法治讲究的是客观公正，“罪刑法定”。而情绪却并不足够理性，很多时候甚至是尺度模糊的。比如从法律上看，并不能说殴打老年人的人，就必然要比殴打一个小伙子的人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但前者激发的义愤情绪往往会更加高涨。事实上，报道中的打人者行为尽管可恶，但从处理上看，还远远算不上“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在这份通报中还提到“公安有法律责任，同时有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需要担当”。事实的确如此，但对社会和道义责任的担当，并不能通过“怒斥”和“唾弃”来实现，更不是靠比违法者更加“霸气”实现。执法机关对正义的维护，只能在依法办事、秉公执法的各个环节中得以体现，在让违法者承担其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中完成，不需要也不该有额外的“霸气”。

每一个怀有基本正义感的社会个体，都可能遇到令人“路见不平”和“义愤填膺”的时刻。我们无意否定和贬低这种朴素的正义感，但对于执法机构和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却应该始终怀有角色意识和法治意识。依法办事，用法律给更多人带去信心和安全感，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终途径。

【编辑：符樱】

（作者：杨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