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禾刀

几乎每个孩子在成长中都问过妈妈这样的问题“我是哪里来的？”面对这样幼稚而又敏感的问题，许多妈妈都会巧妙地回答，“是捡来的”。孩子们的好奇心往往就此戛然而止，生怕被妈妈还给了别人。

对生命的追问，就像是人类的本能。事实上，古往今来，科学家们对生命源头真相的追索求证从未停歇。虽然科学已经实现了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的分门别类，人类于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卫星也已飞出了太阳系，但关于生命起源的问号从未被真正拉直过。唯独可以肯定的大抵有两点，一是人类栖居的地球，充其量只能算是茫茫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二是在地球40亿年生命的自然史中，人类历史之短暂只能用瞬间来形容。

就此，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开篇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假设地球的历史是一张表盘，那么‘蓝绿细菌’（黄藻细菌）大约在凌晨2点出现，无脊椎动物差不多在10点出现，而人类就像灰姑娘突然想起舞会要结束一样，在午夜12点前1分钟匆匆出现”。当然，人类也不必太自惭形秽，从诞生第一个生命至今，地球上曾多次出现过类似恐龙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统治者，但在人类以前，这些统治者无不以饱食终日为目标，只有人类，才会跟随自己的智慧，开启生命源头的艰难求索。

在《生命简史: 地球生命40 亿年的演化传奇》（中信出版社）一书中，作者福提一路追寻三叶虫的足迹，从寒冷的北极圈到澳大利亚中部的荒漠，从美国内华达沙漠到泰国的达鲁岛，从智利到中国再到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跑遍了世界五大洲，用化石为读者描述了40亿年地球生命传记，进化、生命大爆发、生命大灭绝、恐龙称霸、古猿出现、人类诞生……

相较于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拉利那本燃到爆的《人类简史》，福提的这本《生命简史》则显得更加高大上，其语句精练和富含的哲理当是赫拉利无以比肩的。福提认为“在历史上的争论中，虽然妥协式的回答经常被最终证明是最接近真理的，但如果没有极端的知识假设产生，新知识就会减少”。人类发展始终深陷于这样的悖论困惑之中，“极端的知识假设”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其对真理的日臻完善可以起到明显的倒逼作用。

福提的思维视角极具多样化，许多时候他并不像尤瓦尔那样，只是站在人类视角去思考问题。人类之所以视人类至上为不二的自然法则，只是因为人类暂时占据大自然的食物链顶端。抛开人类视角，也是抛却人类至上的私心。或者可以这样问，站在整个生命体系的繁衍角度看，人类自诩的人道主义对于其它生命体是不是野蛮与残忍呢？

同尤瓦尔一样，福提并不认为人类与其它动物有什么不同，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轻易地回避和低等无脊椎动物间的亲缘关系，因为我们的分子结构不但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牵出了我们曾经对同胞犯下的罪行”。在今天人类的主流话语体系中，谁要将他人与动物归为一类，无论哪种文化，均会被视为大不敬。但如果跟着福提一起回到生命之初想必会有这样的顿悟，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生命源头，“天下生命本一家”，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围绕生命起源问题，先知们提出了大量假设，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地求证。生命到底是陨石带来的一次小小意外，还是达尔文设想的那种“原始汤”，抑或是二者共存呢？这是科学家的未竞之问，逐渐清晰的结论是，生命最初，地球根本就不适宜今天绝大多数生命的生存－高温，还有空气中的硫含量奇高，反倒是最初的那些细胞不仅视高温为“宜居”，还厌氧。生命就是这么有趣，40亿年前地球生命最适应的环境，居然被今天的绝大多数生命体视为“禁区”。

生命环境的反转，其实也是生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就是从人类演变角度看，今天的人类与祖先也有着诸多不同，无论是智力、骨骼、身材还是寿命。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万物中站起来，根本一点正是在于对环境的适应。福提认为，“任何生物所经历的重大转折都发生极为缓慢，而且越深刻的改变越要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这其实也是一种不比赛的比赛，在这种漫长的竞逐中，当初被恐龙等猛兽视为美餐的人类终得以幸存，这不是偶然，也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类努力适应大自然环境的结果。这其实正是一种竞争。

从整个生命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的胜出也存在太多的侥幸。在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大陆时，人类在万物中表现平平，说是饥寒交迫并不为过。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大型哺乳动物陡然消亡，疲于奔命的人类很难栖地而居，更别说所谓的城邦，还有农耕文明。

人类到底只是地球生命体的一个转瞬，还是从此代表地球生命体的最高文明？回溯40年的地球生命历程，竞争与意外始终并存，许多时候，像外星撞击、地壳运动、气候变化等确实左右了生命竞争的结果。40亿年的历史也形成了一条极其宝贵的生命发展经验，即正是因为生命的多样性，地球生命才可以在彼此依存中走的更远，这或是我们阅读本书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