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悔恨交加、思绪万千，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泪流满面，几个月来我所流的泪水早已超过了60年的总和!每每想起这些我都夜不能眠，我想我的家人及孩子，我悔恨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今天不管法院怎么惩处我，我都服判，绝不上诉。”

这是菏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江悔过书中的一段话。3月29日，王永江受贿案一审开庭，在最后陈述阶段，他郑重地念出悔过书，数次哽咽。

9月6日上午，由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菏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江受贿一案，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时，距一审开庭已过去整整160天的时间，梳理王永江的落马，从退休、被查、到一审宣判，这场“巨变”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再高的功劳也无法抵消犯下的罪行”，这是鲁检君在其一审开庭时写下的话。如今尘埃落定，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王永江受贿1042万余元的事实全部予以认定，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至此，这位年愈六旬的副厅级领导干部颓然倒下，之前的光环消失殆尽，只剩下悔恨的泪水。

苦难中成长

“我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生在农村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那里饿死很多人，我的母亲怕我饿死，就背着我参加劳动大会战，通过喝别人剩下的苦菜汤才没被饿死。”

王永江的人生起点并不高，他生在农村，成长环境十分艰苦。在他的悔过书中回忆道，他和母亲就是靠吃别人的剩饭才得以存活。可艰苦的条件并没有磨灭他的意志，从小听着“共产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歌曲长大的王永江立志要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他也确实向着自己的梦想努力。他吃苦耐劳，品学兼优，1975年，刚过18岁的他就已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教。

很快，王永江迎来了更广阔的的平台。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正式恢复。20岁的王永江通过高考，获得了高校学习的机会，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980年7月毕业后，成绩优异的王永江被分配到菏泽地区财政局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刻，对于从小有一颗“报国心”的他来说，是如此神圣又充满责任。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而最初的几年，他也确实做到了。从办事员、副科长、科长、到工会主席，王永江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地干着，仕途一帆风顺，节节高升。

王永江曾提到，在2004年时，组织调他到一个“既穷又乱”、四省交界处的县任主要领导，“从那时起，我决心为改变该县的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王永江对检察官回忆道。

通过几年时间的不懈努力，王永江所工作的县在全省综合排名由第119位上升到地区前列，超越了46个县市区，王永江也一举成名，在全国大会上做了发言，推广治贫治乱的经验做法。

可也正是在他无比“辉煌”、功劳卓著的2004年，他的思想出现了裂缝。

走向犯罪

“有些企业及个人为了讨好我、感谢我，就利用中秋节、春节的机会送钱送物，有了第一次收受就无法拒绝，使自己一步步的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起诉书中显示，自2004年到2017年，被告人王永江利用担任菏泽市单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县长、县长、中共单县县委书记、菏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在土地手续办理、政府扶持资金兑付、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妻、其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42万余元。

从一个有口皆碑的实干型官员到受贿千万的落马厅官，王永江的人生转折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一切还要回到对王永江意义重大的2004年。

根据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我们发现，王永江的第一笔受贿发生在2004年中秋节前。而这一年6月，他才刚被派往单县任县委副书记一职。面对贫困落后的现实情况，他大刀阔斧改革、真刀真枪实干。如何“拿下”这位有实权、有干劲儿的“地方父母官”，自然成了别有用心之人的头等大事。

3个月后便是中秋节，为了单位集资房能够顺利办理土地手续，当地某公司代表向王永江发起“攻击”，巧立名目，以中秋为由送给王永江一张价值1万元的购物卡，让他给家人买点东西，算是送的见面礼。

就这样，从购物卡到农副产品，从现金到汽车，有了第一次就再也刹不住车的王永江走向了堕落的深渊，从全国知名的县委领导沦为阶下囚。直至2017年，王永江已经收受了18家单位和个人财物多达1042万余元!

检察官对其收受的款项进行认真分析，发现了一个规律。

在这些公司里面，有一家当地某集团公司与王永江联系十分密切。根据调查，从2004年到2012年，8年时间里，王永江接受该公司请托，在企业发展、产品推销、厂址搬迁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18次收受现金45万元，POLO轿车一辆。这些行贿款，该公司均以“大客户兑现或奖励有功人员”理由作做账处理。王永江陆续收到钱后，一部分放在家中或存入银行，而剩下的钱，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授意自己的侄女代为管理，妄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一封举报信投寄给上级纪委时，王永江颐养天年的美梦彻底破碎了。

退休后仍受贿

“在我为党和人民工作42年，已经退休，完全可以治疗一下自己在工作中落下的病根，来与家人共享晚年生活的时候，失去了自由，成了人民的罪人。我十分后悔，非常痛恨自己!”

此案由省纪委将案件线索移交省检察院，经省检察院指定，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此案，并提前介入侦查，省检察院公诉三处派员对案件审查起诉及出庭公诉全程予以指导。

虽然本案证据扎实，供述稳定，但办案检察官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在研究案件期间，几笔受贿款项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山东省检察院员额检察官张静雅表示，王永江收受贿赂的行为并没有随着退休而终止，而是跨越了退休这个时间点，这也成了本案最大的争议点。

那么，退休之后收受的财物属于什么性质，这笔钱还能算职务犯罪吗?要想弄清这一切，还要回到2017年的1月份。

2017年初，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时某来到王永江家附近。两人从2007年相识，时某曾多次为公司发展找到王永江寻求帮助。根据统计，从2007年春节前至2017年3月，犯罪嫌疑人王永江就利用担任单县县委书记、菏泽市委常委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时某多达17次贿赂，现金104万元、美元2万元、金条5根计700克，折合人民币共计138万余元，为其公司在土地竞标、协调恢复施工、规划审批、协调资金等方面提供帮助。

有了之前“愉快的合作”，两人之间心照不宣，各取所需。这一次，时某找到王永江依旧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他想请王永江帮忙协调资金。当然，此次相求时某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他先是拿出10万元钱交给王永江，并提出：希望他退休后可以到他公司来任职。

按照时间推算，王永江2017年2月离职，4月正式退休，所以当时某1月份找到他时，他自然也要为自己的以后打算。可是，王永江收下了钱，却拒绝了时某向他抛出的“橄榄枝”。

2017年3月，王永江主动联系到时某，称车已经选好了。随后，时某按照之前的承诺，向王永江转款50万元。

虽是离职后行贿，但实为离职前约定，这样的一笔款项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张静雅说，根据两高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我们当时认为，王永江2017年3月收受50万元的行为，既符合上述规定中的离职前后连续收受的情形，又符合离职前约定离职后收受的情形，应认定为受贿罪。

但是，这个认定存在风险。若将来王永江翻供，甚至提出了担任顾问的具体事项，则只能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又会涉及到是否是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利事项是否完整等问题。

可即便如此，检察官经过审慎研究后，还是坚持最初的意见。

悔恨交加

“我悔恨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今天不管法院怎么惩处我，我都服判，绝不上诉。”

2018年9月6日上午，由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菏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江受贿一案，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庭上，王永江身穿一件藏蓝色夹克，两鬓斑白的头发梳理的整整齐齐。他双手放在身前，神情肃穆，等待着最终的审判结果。

最终，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王永江受贿1042万余元的事实全部予以认定，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永江当庭明确表示不上诉。

一辈子努力工作，曾获得不少荣誉称号的王永江却在花甲之年失去了自由。本该含饴弄孙，功成身退，却因自己的贪欲滑向了堕落的深渊，困于高墙之内。如今自食恶果，令人唏嘘，也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个别官员心存侥幸，认为退了休就等于进了“保险箱”，退居二线就是“平安着陆”，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频频查处离退休贪官，击碎了这些人的“黄粱美梦”。

【编辑：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