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浩荡奔涌，英雄血脉长流。长江与汉江不仅滋养出武汉三镇的千年繁华，更铸就出一座城市的铮铮铁骨。它以“英雄”为名，不断书写传奇。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的观众细看1938年武汉保卫战的悲壮场景。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丽芬 摄

87年前，日本侵略者来势汹汹，打破江城宁静；百万武汉军民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写下抗战史上的壮烈篇章。4个半月激战，在英雄城市武汉，英雄的人民让抗日战争迎来战略转折的关键节点。

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我们永远铭记：这座被烽火淬炼的城市，英雄精神永不褪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英雄的人民激情满怀，砥砺向前。

新四军军部在这里诞生

2025年4月22日，百岁新四军老战士丁位西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前留影。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鲜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在《新四军军歌》中，这句歌词道出了这支英雄部队与武汉的深厚历史渊源。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11月11日，叶挺来到武汉。第二天，他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谈话，坚定表示：“目前日寇侵略，正是‘多难’的时候，我们团结抗战，当然也就是我们‘兴邦’的日子。只要团结一致，前途一定是胜利。”

此时，他手中除了一份委任状、一枚印章和5万元开办费外，别无其他。筹集资金、购置枪弹、招募人才、安排住所等，事无巨细，均由他躬身亲为。考虑到经费紧张，且汉口日租界的房屋已查封，日侨已撤离，无需额外支付租金，又便于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叶挺选定大和街26号（今汉口胜利街332号）的一幢二层住宅楼。此处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仅一街之隔，叶挺带着先期招募的沈其震等人，撕掉封条，撬开门锁，破门而入；在门前，挂起“新四军筹备处”的牌子。

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赶到武汉。第二天，他来到汉口大和街26号，看到“新四军筹备处”的招牌，欣喜地对叶挺说：“你真是我们的好军长，这个地方选得好！新四军军部明天就在这里成立。”

12月25日，叶挺、项英、张云逸主持，新四军军部在“筹备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大和街26号门前的牌子，替换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组建新四军最大的障碍是新四军的独立性和编制问题。项英和周恩来等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项英坚决地说：“我们党对新四军要有绝对的领导，这是不容置疑的。”经过据理力争，国民党当局同意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干部人事由共产党决定安排。

1938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新四军军部启事说：“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至此，汉口军部驻地作为新四军第一个军部驻地的历史使命完成。

叶挺将军当年的副官汤光恢曾回忆说，当年他住一楼；叶挺、项英住二楼；军部门牌为黄底黑字，十分醒目。如今，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内，保留着郭沫若赠与叶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12字条幅。当时叶挺以此勉励自己，也激励着全体官兵。

《义勇军进行曲》从武汉传唱世界

抗战时期，武汉合唱团青年女歌手周小燕领唱《长城谣》。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38年4月7日晚7时，长江上的江风裹挟着激昂的旋律，武昌歌咏队乘着划子向江汉关集结，与汉口歌咏队会合，大合唱拉开序幕。江面上，数千条帆船整齐排列，火炬齐明，歌声与涛声碰撞交融，响彻夜空。晚10时后，队伍才渐渐散去。

这一年，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武汉掀起声势浩大的文化救亡活动。郭沫若、冼星海、张曙等文化界人士穿梭三镇，日夜奔忙。《义勇军进行曲》迎来了抗战期间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传唱热潮。

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吴明堂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武汉人同唱这首歌，每有爱国活动必唱，规模越唱越大。”从方志记录中可以看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黄鹤楼旧址所在地、江汉关大楼前、长江江面上，都曾是人们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地方。“首次10万人的大合唱唱响，恰逢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党事先在武昌、汉口和汉阳组织了歌咏队，庆祝胜利、号召抗战。”

周恩来指示各处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并把4月7日至13日确定为“抗战扩大宣传周”。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记述了4月7日那一夜：“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歌唱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4月9日，冼星海、张曙等人在中山公园体育场组织举行了大型广场歌咏会，到场表演的“海星”“三八好”“乐余”等歌咏团体共3000多人。接着游行，人们从中山公园出发，沿中山路、民族路、民权路到商会门口，一路行进一路高歌。当晚又在光明剧场举行大型合唱会，人山人海，“根本没有插足的地方”。10日，黄鹤楼下，冼星海组织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百米长阶上站满歌者，市民自发参加，汉阳门一带交通为之堵塞。

5月1日的“五一”音乐会上，冼星海与张曙指挥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与工农歌曲，听众满堂喝彩；5月4日的水上歌咏大游行中，黄鹤楼前至长江之滨聚满歌咏队员，宏大场面震撼人心。7月7日中华民族抗战周年纪念日，冼星海响应周恩来领导的“七七”献金运动，组织歌咏队员募捐演出——七七献金音乐会，反响热烈。

1938年春，冼星海在武汉指挥“万人大合唱”之余从事音乐创作。

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抗战初期在汉歌咏团体约有300多个。从“台儿庄祝捷大会”的“万人大合唱”，到“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中的歌咏日、美术日，再到“献金音乐会”“节约运动宣传周”的歌咏活动等，4月到8月，万人以上规模的歌咏活动至少有5次。

“1938年的武汉，是《义勇军进行曲》传播史上的高峰时刻，这一点毋庸置疑。”吴明堂表示，“这个高峰时刻，体现在参与人数空前之多，影响力特别大、辐射面特别广，具有国际化色彩。”

1938年，武汉保卫战击碎日军“速胜梦”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九州通衢的武汉，战争来临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交通中心、商业中心、经济中心，关系中国全局，牵一发动全身。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国民政府西迁，华中腹地的武汉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1938年6月，日军组织35万海陆空兵力，妄图“速战速决”拿下武汉，一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同年6月11日夜，日军雨中突袭安庆，武汉保卫战正式打响。

中国军队以武汉为核心，陈兵百万，在跨越皖、赣、豫、鄂四省的数千里防线上与侵略者浴血死战。国共两党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4个半月的拉锯战里，以武汉为中心，40多万名将士的鲜血浸透国土，英雄壮歌激荡天地。

9月初，富金山之战打响，为武汉保卫战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1万多名中国军人与装备火力占优的日军鏖战10天，面临飞机轰炸、毒气弹攻击，死战不退，撤离时仅余800人。而日军亦伤亡约1万人，其中阵亡4000余人。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保卫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军人与日寇在江西万家岭地区激战10余天，歼敌1万余人，日军精锐师团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

军人奋战在烽火前线，民众在后方敌忾同仇。7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三镇发起献金运动，逾50万武汉民众走上街头献金，5天募集100万余元法币。

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街头看见一位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把攒了一辈子的银镯子塞进募捐箱。这个画面，令他终身难忘。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撤出武汉，武汉保卫战结束。这次保卫战，是抗战爆发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战场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造成日军20多万人伤亡，为抗战物资和民众向后方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自此，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彻底破灭。

林家大湾11位村民走上抗日战场杀敌

2025年5月27日，林家大湾80岁的老村支书林更财向记者介绍当年村民在“石头板”击杀日寇的故事。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 摄

1939年1月18日，两名日本士兵在林家大湾附近拦下一位中国妇女欲行强奸，被林家大湾村民合力击杀。之后，日寇血洗林家大湾，74位村民被害……

林家大湾位于今武汉长江新区仓埠街道墩塘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102岁的林家大湾抗日老战士林上元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林家大湾血案，让当年16岁的林上元深受刺激。时隔一年，林上元报考黄埔军校，进入军校第18期学习，以炮兵科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放弃留校任教机会，执意和父亲一起投身抗日战场。

1944年11月，第三次粤北会战爆发，日寇集中兵力2万余人，南北合击粤北。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迎战，林上元任第十二集团军教导团炮兵连排长。中日双方军队在粤北山区激战20天，日军被歼灭2000余人。

林上元所在的第十二集团军隶属第七战区，参谋长是林薰南。父亲在后面指挥，儿子在前面冲锋陷阵，粤北会战上的抗日父子兵被战友们传为佳话。

“长大了当兵打鬼子！”这成为林家大湾后辈的自觉行动。据统计，林家大湾先后有11位村民走上抗日战场。日本投降后，村民从军的行为没有停止。80年来，共有百名村民从军。

“林家大湾人当兵保家卫国的愿望，总是比别的村强烈些。”林更财曾在1982年至2001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记忆中，每年都有两到三个村民去当兵。

长江奔涌，见证英雄城市的气贯长虹；江汉关巍然，铭记城市浴火重生的历史荣光。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始终以铮铮铁骨挺立在时代潮头。

今日，当阅兵的铿锵步伐震撼神州，我们回望武汉：这是一座每次在历史关口都主动选择英雄主义的城市。英雄的武汉人民，始终以坚韧和勇气扛起时代重任。今天，他们向前奋进的步伐，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

武汉逾50万人为抗日献金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献金团深入武汉大街小巷。

1938年7月4日，日军攻占江西湖口，直指九江、武汉，情势危急。

适逢七七事变一周年，为凝聚全民抗战意志、动员民众支援前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共同倡议，发起“七七献金运动”。

7月7日一大早，6座献金台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江汉关右侧、世界大戏院门前、中山路水塔旁和汉阳东门码头同时设立。从政府要员到街头车夫，从学界精英到市井小贩，从白发老人到稚嫩孩童，甚至衣衫褴褛的乞丐，都纷纷前往献金台献金。

主演《热血忠魂》的黎丽莉刚结婚不久，捐出了结婚纪念戒指。中年男子黄泽盛拖着38把大刀来到献金台，满头大汗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送上几把大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北平流亡来的60岁老汉傅部周，靠贩卖长生堂的无极丹度日，一天献金三次，捐出了一角九分钱，这是他当天的全部收入。三个六七岁的小朋友，双手捧着储钱罐，倒出积攒的毛票、零角，总计九元八角五分……

7月9日下午，挂着“中国共产党献金团”横幅的卡车来到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捐出了当月月薪。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了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并发表演讲：“大家都知道，八路军远在敌人后方艰苦作战，无时不在流血牺牲，但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民主和自由，八路军是绝无惧怕牺牲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后方的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这样一来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阀、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便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国民党方面也积极响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出金鼎1只、金戒指4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率省府职员合献1万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代表政治部献出1万元……

因民众献金热情高涨，活动由原定3天延长至5天。至7月11日晚献金运动结束，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总数超过100万元。

百余报刊在汉吹响抗战号角

当年的《新华日报》报道武汉市民献金热潮。

“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1938年初，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上海、南京先后失守，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以笔为枪，以墨为弹，呼吁全民族团结一心、共赴国难。

《新华日报》诞生于汉口府西一路（今民意一路）大陆里的一处民居。初创时期，报社虽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却凝聚了一批满怀革命热情与救国信念的志士。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西园（华岗）、总经理熊瑾玎带领不到60名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革命者与进步知识分子，在烽火连天中坚守舆论阵地。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成为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的喉舌。它真实报道前线战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抗敌的事迹，深刻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成为广大民众了解抗战实情、增强胜利信心的重要渠道。

1937年底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随着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和文化团体大规模西迁，这座城市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和新闻工作者。在民族危难的紧要时刻，武汉报业呈现空前繁荣——超过140种报刊在此创刊或复刊，《群众》《抗战文艺》《全民抗战》等报刊纷纷发声，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抗战舆论浪潮。

这些报刊虽风格各异，但共同高扬抗日救亡旗帜。编辑记者们以纸为战场，以文字作刀枪，通过社论、通讯、战地照片等多种形式，唤醒民众意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武汉因此被誉为“战时抗战文化心脏”，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团结一心、以文抗战的壮丽篇章。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华日报》与上百家新闻报刊一起，用钢铁般的信念和永不停息的墨印，“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在武汉吹响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号角，成为照耀抗战道路的不灭之光。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孙笑天 实习生余子秋 陈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