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长江日报推出报道《分数尺到素质尺，武汉“新三好”改变了什么》，引起社会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董泽芳表示，武汉“新三好”评价的转变，为武汉乃至全国“新三好”改革提供了源头样本与实践范式，也是全国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校本破冰实践。

董泽芳介绍，武汉中小学“新三好”标准的提出，经历了2003—2005年首发定型与2023—2024年新时代重塑两个关键阶段。2003年6月武汉启动了“阳光教育实验”，2004年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率先试点的“阳光少年”评选，以校本改革回应传统“三好生”“唯分数、少数化、终结性”的弊端，其理念是基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指引，提出“新三好”，以打破校内评价边界，推动评价回归育人本质；现实动因是面对生源多元的校情，转向“面向全体、发展全面、关注全程”，改变“育分”重于“育人”的倾向。目的是建立以“好学生—好子女—好公民”三维框架替代传统“三好生”，建立“闯关夺星、自主申报、多元评价”机制，从而摒弃单一分数导向，强调多元素质，为全市改革提供实践样本。

“武汉‘新三好’标准的提出，推动教育生态从应试导向、校内封闭、单一评价向素质导向、校家社协同、多元育人系统性的重构。”董泽芳认为，“新三好”推动了五大核心生态变化：一是评价理念变化：从“唯分数” 到“五育融合 + 个性成长”；摒弃了“重智育、重结果、重少数”的传统惯性，转向“全面发展 + 个性发展、过程导向、全员覆盖”，新增近视控制、农作物辨识等26项具体指标，强化了“健康第一”与五育并举，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成长闪光点。二是育人场域变化：从“校内孤岛”到“校、家 、社全域联动”，打破学校单一评价边界，推动家庭从“配合者” 转为“第一责任人”、社区从“旁观者”变为“第三课堂”，形成了“学校主抓、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格局。如武汉小学以“洪山菜薹种植”等项目链接家校社，学生在劳动中理解责任、在志愿服务中培育公民意识。三是评价主体与机制变化：从“学校主导”到“多元协同+行政倒逼 + 数智赋能”，建立“校长考核—学校落实—学生成长”的闭环，将学生体质健康、近视率等与校长履职挂钩，以行政考核倒逼理念转变；引入数智化平台实现过程性、无感化评估，如二十五中通过数据平台实现成长轨迹可视化，支撑家校社协同评价。四是学生成长路径变化：从“被动应试”到“主动实践+个性发展”评价，从“筛选少数”转向“赋能全员”，鼓励学生在不同场景展现价值——在校合作探究、在家孝亲睦邻、在社会志愿服务。武昌区试点校学生志愿服务与家务参与率显著提高，体质健康优良率同比提升11.82%，近视率下降1.06%。五是教育治理导向变化：从“升学率至上”到“立德树人优先”以评价改革拉动育人模式升级，推动学校课程、活动、资源向五育融合倾斜，如腾挪空间建种植园、排球场，开设跨学科主题项目，形成 “读课本+读社会”的育人新生态。

董泽芳介绍，全国其他地区的做法也各有特色，如无锡的中考改革与招生制度联动，在缓解择校、促进均衡上更具借鉴性；昌邑推动县域治理机制创新，为基层教育评价改革提供行政推动范本；宁夏实现数字化助评的系统构建，适配西部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等等。“武汉的实践属于全国‘先行示范梯队’，在促进教育评价标准的转变中，武汉与各地可实现差异互补，共同提高。”董泽芳说。（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刘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