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5月9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屈征） 一块古砖，半城往事。由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江城拾遗——城郭记忆古砖展”日前在武汉博物馆开展，175件各个历史时期珍品古砖及多件瓦当、拓片，均为武汉人文历史爱好者张亮先生多年珍藏，所展出的古砖上的画像、文字、纹饰栩栩如生，富含历史信息，展品从汉代至清代贯穿武汉城建史，以实物为载体串起江城武汉近两千年的沧桑记忆。

展出的仕女武士画像砖。主办方供图

走进展厅，两块“仕女武士画像砖”格外引人注目。古砖侧面模印一身穿盔甲的武士，侧面竟模印着三名端庄而立的侍女。张亮告诉记者：“古砖上模印人物画像，在一般观众眼中确实少见。这两块画像砖，根据砖块形制、画像风格，推断出于南朝至隋唐时期，是这一时期武昌作为军事重镇，朝廷派将领驻守武昌的证据。”

张亮在展厅为参观者讲解。主办方供图

与画像砖相邻的“大吉”“富贵宜子孙”六朝铭文砖，则寄托了古人对现世幸福与家族传承的美好祈愿。张亮说，武汉地区发现的三国至六朝铭文与画像砖承秦汉遗风，见证了社会动荡与南北文化交融演变。这些砖的铭文或画像，从实用走向愿景表达，正是这一时代特征的体现。

南朝文官画像砖。 记者万建辉 摄

南朝净瓶画像砖。记者万建辉 摄

记者在展厅看到，一块“乾元元年铭文砖”，成为武昌古城砖的标志性文物。文献记载，武昌用砖筑城始于唐太和三年（829年）牛僧孺筑砖城，而此砖比文献记载早了整整71年，将武汉砖城建造史大幅前推。

相邻的一件唐代青龙画像砖，砖面模印龙头高昂，张口吐舌，身形舒展，四肢飘逸修长，健硕有力，呈现飞翔状态，动态十足。画像中铜镜、玉饰等物体上的龙纹刻画细致入微。张亮介绍，唐代画像砖、建筑构件上的龙纹粗犷大气，予人磅礴之感；整体而言，唐代龙纹形象雄健豪迈，气势恢宏，彰显盛世气象。

唐代飞龙大面画像砖（缺损）。主办方供图

南朝兽面纹瓦当。记者万建辉 摄

展厅中一块南宋“宝祐戊午知军将军任内造铭文砖”，则与一场惨烈战争直接相关。1258至1259年，蒙古军围攻鄂州（今武昌），宋军“随破随修”抵挡攻势——正是因为备有大量此类城砖。这块砖成为南宋武汉保卫战的实物见证。同台展出的南宋“踏白军”铭文砖，印证了岳家军在武昌的军事部署。“踏白”意为侦察敌军埋伏，是岳家军王牌骑兵部队之一，也是岳飞驻鄂七年、建功立业的历史注脚。

元代“天定己亥造”铭文砖同样珍贵。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徐寿辉以红巾军起义反元，建立天完国。这块砖是目前发现的徐寿辉在武汉建立政权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元代至正十一年造铭文砖。记者万建辉 摄

明崇祯十一年江夏县督造的武昌城砖。记者万建辉 摄

武昌为元、明、清三代湖广地区行政中心，在武汉发现岳州造武昌城墙砖，还有不少湖南其他州府造武昌城砖。记者万建辉 摄

展出的明代城墙砖烧制地涵盖湖北、湖南两省“九府六州三十一县”，清晰呈现了湖广行省合力筑城的宏大格局。明代古砖中，楚王府用砖系列代表了当时制砖工艺的最高水平——砖质细腻、烧造精良，部分饰有龙纹、云纹等皇家纹样。铭文显示，从省级三司到武昌府、江夏县，再到刘、彭、郭等乡绅家族，无不通过造砖，与武昌城中的楚王府紧密联系，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态。一块草书“砖”字铭文全国独一例，工匠将个人趣味融入严肃工程，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明嘉靖武昌古砖铭文中有“东湖”，当时“东湖”指武昌东面的湖，并非今天的东湖。记者万建辉

清道光十七年武昌古砖，时值林则徐在武昌任职湖广总督，林则徐日记中记载这一年造砖修缮武昌城墙，在湖北主持禁烟（鸦片）也在这一时期。记者万建辉 摄

进入近现代板块，作为二级文物的汉阳铁厂LOGO砖，是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旁边一块英国进口耐火砖，见证了晚清“自强求富”的艰辛——国产耐火砖尚未成型，不得不从英国HARPER公司进口。“咨议局铭文砖”所在建筑，即武汉人熟知的“红楼”——1909年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设立的湖北咨议局。这块砖见证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革命党人占领此处，成立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为推翻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起点。

在武汉地区发现的绿釉龙纹琉璃水滴。记者万建辉 摄

展出的明楚王府莲花纹陶瓦水滴。

观众在展厅观展。记者万建辉 摄

从东汉末年公元223年孙权在蛇山北麓夯筑夏口城，武昌建城至今已1800年。武汉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人表示，这些出自汉唐、两宋、元明至晚清民国的古砖，无言诉说着武汉往昔。展览通过拓片与实物相结合，让沉睡千年的古砖与武汉观众见面，让绵延不绝的武汉城市文化得以铭记与传承。

【编辑：陈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