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彬

用二十年读懂一座城（创作谈）

应编辑之约写下这篇长文，是我一次迟到的还愿——还一个媒体人对这座城市二十年寻访的心愿，还一个武汉人对这片红色土地的情感之债。

我六七岁随父母来到武汉，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年少时眼中的武汉，不过是热干面的芝麻酱香、长江大桥的钢铁脊梁，和夏天怎么也吹不凉的江风。寻常巷陌，烟火人间，我从未想过，那些我每天踏过的青石板路、路过的斑驳老墙，竟承载过如此沉重的历史。

直到因为工作关系，我开始走进那些老房子、旧街巷。推开一扇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在积灰的角落里辨认铭牌上的文字，在发黄的档案里触摸褪色的字迹——我才恍然惊觉：原来那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曾与我走过同一条街，吹过同一江风。

过去我热爱武汉，只因它是滋养我的家乡；如今我热爱它，更因我终于读懂了它的另一重身份——英雄之城。这“英雄”二字，不只在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里，不只在1938年保卫大武汉的烽火中，更在1927年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份里。那一年的武汉，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与转折点，是从血泊中寻找出路的地方。一座城市与一个政党的命运，在1927年被紧紧铆在了一起。这份“唯一性”，构成了我写这篇文字最坚实的出发点。

写作中最难的，是如何把党史的宏大转化为散文的温度。我不愿写成一篇“革命遗址参观记”，更不愿写成党史大事记的文学版。我要呈现的是那些英雄的后人坐在我面前、用平静的语调讲述往事时，眼睛里闪现的光亮。

采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时，她拿出马海德拍的合影——那是她一生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我低头记笔记，不敢抬头看她。民主路那块没有落款的铭牌，钉在一扇不起眼的电器门面外墙上，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历史是有体温的。写林祥谦一节，写到他的夫人陈桂贞带着三口棺材从武汉南下福建，我停驻良久——一个怀着孕的女人，守着丈夫“看好孩子要紧”几个字过了一辈子。那些宏大的历史概括，在这句朴素的叮嘱面前，忽然显示出另一种具体的重量。

写这篇散文，也是一个武汉人对故乡的重新认知。走得越深，越明白这座城市的筋骨里嵌着什么——那是无数人的血与火、迷茫与求索、诀别与坚守。

我不是历史学家，写不出系统的论述。我只是一个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媒体人，有幸推开那些老楼的门，有幸坐下来听那些后代讲述往事。写下来，是为了不让自己忘记，也是为了告诉更多人：历史从未远去，它就站在我们每天路过的街角。那些先辈也曾迷茫也曾痛苦，但他们在迷茫中选择了求索，在痛苦中选择了坚守。

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循着那缕不曾散去的烟雨，记住他们来时的路，也照亮自己前行的方向。

滨彬：武汉资深媒体人，长期关注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

他们从烟雨中走来

“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序厅浮雕。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1927年春，武昌蛇山。黄鹤楼旧址倾圮，唯余警钟楼孤悬。33岁的毛泽东独立江畔，长江九派茫茫，南北长路沉沉。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血腥味未散，汪精卫已在武汉磨刀霍霍。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开幕。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议案”未被采纳，甚至未予讨论。他预感到一场血腥的突变即将来临，而自己的主张不被中央理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出路何在？

江面雾霭沉沉，龟蛇隔江对峙，如两把巨锁沉入水中。他伫立良久，落笔成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字里行间是苍凉、迷茫。而孤愤深处，心潮逐浪，拍岸有声——那是郁闷里的坚韧求索，是迷茫中未熄的火焰。

三个月后，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他在那间闷热的房间里，说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再往后，秋收起义、井冈山、燎原之火……那些都从这一江的烟雨里涌出来，从逐浪的心潮里奔出来。

1956年，他再至武汉。龟蛇之间已飞架长虹，“天堑变通途”。那是另一首词，另一个中国。“一桥飞架南北”的豪迈，写在同一片江山上，却隔着29年的血与火。

一座城市与一个政党的命运，被同一支笔标注了刻度。

我也无数次走上这座桥，无数次登上那座山。桥上车流如潮，山上游人如织。同样的春天，当我站在1985年重建的黄鹤楼上，看江面雾霭升腾，看龟蛇二山隐入苍茫，总会想起那个33岁的身影及他身后一群人的奋争。

他们从烟雨中走来。而我，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媒体人，循那缕烟雨，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寻找了二十年。

一

我第一次走进汉口胜利街163号，是在2005年春末。

那是一幢三层西式老楼，红墙赤瓦，临街有两个门洞。一楼窗户被打通，成了一家副食小店。推门进去，木楼梯吱呀作响，楼道里堆放着杂物。三楼的一位老住户告诉我，他在这里住了快50年，只知道这房子“有些来头”，具体什么来头，说不上来。

楼外墙上嵌有一块水泥标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市人民政府1988年12月25日公布。”

1927年，这幢房子里，跳动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心脏”。党史专家石仲泉来汉参观时，面对这栋老楼感慨：“在中共党史上，这栋房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南海！”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汉正式办公。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上海搬到这里。陈独秀住在三楼中间。楼里还住着蔡和森夫妇以及彭述之。二楼一个大房间布置成会议室。一楼是警卫和工作人员的居室。背后的附楼是机要重地。方圆一公里之内，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军委等中央机关集中于周边办公。

1981年，曾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回武汉来到这里。他是当年的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前夕，中共中央从这里撤离时，正是李强负责退租这幢房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市长的宋侃夫，也曾回汉寻访。他当年是中宣部工作人员，常到这幢楼里联系工作。陪同他寻访的赵晓琳——后来成为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回忆说，宋侃夫走到这里就激动不已，哪间房是陈独秀住的，哪里是工作人员住的地方，陈独秀的车常停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房子右侧与唐生智公馆一墙之隔。“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年代。”当年，我在采访赵晓琳时，她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常常站在窗台前，隔着墙观赏唐公馆那宽大的院落和美丽的绿草坪。

在那幢老楼里，我试图想象历史烟云中的那些细节。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进进出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在这里密谈。马日事变前后，中央宣传委员会在这里开会，研究湖南农民问题，毛泽东参加了。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陈独秀在秘书黄玠然的陪同下，秘密撤离了这幢住了三个多月的房子，搬到汉口花楼街一家纸行的楼上隐蔽起来。中共中央从此转入地下。

那幢房子后来成了民居，成了杂货铺，成了公交车站旁的一栋普通老楼。

二

我曾沿着董必武的足迹，一次次踏访武昌民主路，寻找武汉建立早期党组织的旧址。

当年的“抚院街97号”早已不复存在。1920年8月的一天，7个人在这条街上的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关起门开了一整天的会。那一日，武汉早期党组织在这间屋子成立，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是建党核心骨干力量。

一个傍晚，当我路过民主路，意外发现在一扇不起眼的电器小门面外墙上，不知从啥时起，多了一块黑底黄字铭牌，上写“武汉早期地方党组织成立会议（旧址）遗址”。铭牌虽没有官方落款，足以让我感到意外与兴奋。

在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一棵粗壮银杏树旁，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建筑，门口嵌有一块黑底黄字的石牌：“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来汉传播马列主义，就在此住宿。”

那是1920年2月，陈独秀应邀来汉到文华大学演讲，就下榻在这幢楼里。学校安排了一位青年校工照顾他的起居。那位校工叫郑凯卿，武昌青山人，出身雇农家庭，少时做过挑夫，后来到文华大学当校工。

几天相处，陈独秀发现这个年轻人憨厚朴实、富有斗争精神，便交给他一个任务：调查武汉工厂的分布、工人数目和生活状况。还给他画了一张调查表格。郑凯卿带着文华大学的学生，多次到武昌“五局”——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局——了解工人状况，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几个月后，陈独秀派刘伯垂回湖北建党，特别嘱咐：“去找郑凯卿，吸收他加入组织。”郑凯卿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党员。

2021年，我在采访郑凯卿的女儿郑季霞时，年近九旬的老人对我说：“父亲从一个穷苦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最关键的是党在建党伊始就具有积极发展优秀工人党员的历史自觉。”

三

从昙华林出来，穿过得胜桥、解放路，就到了都府堤。这条不长的老街，聚集了武昌农讲所、毛泽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三处红色遗址，在全国属罕见。

毛泽东旧居在都府堤41号，一栋青砖黑瓦的晚清民居。1967年按原貌重建。走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过天井是堂屋，左边那间不大的厢房里，挂着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的合影。1927年初，毛泽东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到武汉，住在这里。

关于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和湖北的研究者曾有过争执：到底是在长沙写的还是在武昌写的？1959年，毛泽东回长沙时，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当面问他：“主席，考察报告在哪里写成的？”毛泽东当即回答：“武昌都府堤41号。”

写这篇报告时，杨开慧正怀着孩子，身边还有两个幼子需要照料。但她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把毛泽东从湖南带回来的大量调查材料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她那隽永、工整的毛笔字抄写在红线条的十行纸上。毛泽东后来诚恳地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慧全力帮助的结果。”

在农讲所的大教室里，毛泽东首次讲解了这篇报告。据学员回忆，那天大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附近的一些农民也都赶来听。毛泽东身着长衫，用浓重的湘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湖南农村的所见所闻。讲到农会斗争时，他学着劣绅的口吻说：“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又学着农民的回答：“嘻！谁要你的臭钱！”听众哄堂大笑。

他在黑板上画了三条线，一条向左弯，一条向右弯，正中一条直线。然后打比方说：一根竹竿弯了，想把它扳正，必须向相反的方向多扳几下才行。

那些发黄的学员回忆录，一笔一笔记下在中国大革命浪潮中那个生动的课堂。

四

我专程去过武昌洪山南麓的北伐独立团烈士陵园。那里安葬着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城时牺牲的曹渊等191位烈士。墓碑铭文刻着：“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先烈之血”。共产党员曹渊是一营营长，牺牲在宾阳门（今大东门）附近，年仅24岁。叶挺亲自主持了安葬仪式。郭沫若在悼念另外一名牺牲的共产党员时写道：“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这些烈士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武昌城下的土地，也染红了新四军的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长眠于此的是先烈英魂。从武汉出发的，是未来的开国元勋。

我在采访党史专家李婉霞时，她给我列了一份名单。1927年，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他们都在武汉。

她给我讲了一段史料记载的往事：1927年5月初，陈毅从四川军阀的白色恐怖中脱险抵达武汉，身无分文，独自在街上四处寻找党组织。辗转几条街巷后，迎面碰上中央军委干部颜昌颐，经组织安排，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职。而早在1926年底，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便随北伐军进驻武汉，被分到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第25师73团担任见习排长。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没有人能预料，二十多年后，这批曾在江城投身革命的青年，全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除了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十位开国大将，这一年也全部会聚武汉。武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的策源地，也是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主力的出发地。

1927年，聂荣臻在武昌中和里——今天的乾福巷6-13号——作为中央军委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

如今，在一片高层小区建筑的包围中，这幢老房子得以原样保留。老房院子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醒目招牌——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

如果将1927年的武汉革命图景比作一幅长卷，青年将帅的会聚是画卷上激昂的一笔。

五

往前推4年，一股深沉的力量，已从这座城市的工厂与铁路线上涌动而来。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全线罢工，1200多公里的铁路顷刻瘫痪。武汉，是这场罢工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它“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了顶峰”。

我到汉口江岸的武汉二七纪念馆采访过多次。纪念馆里陈列着林祥谦的遗物——油灯、蚊帐和雨伞。那尊面对屠刀大义凛然的烈士铜像，似凝固的历史瞬间。

更让我难忘的，是我专程去福建闽侯的寻访。

2005年4月，我和二七纪念馆的同志一起南下福州，寻找烈士的墓地。在闽侯县枕峰山下的烈士陵园，我见到了林祥谦的嫡长孙林耀武。他当时51岁，是福州铁路分局车辆段的工会主席。

林耀武给我讲了一个他奶奶告诉他的故事。

1923年2月7日夜晚，武汉江岸老火车站。林祥谦和父亲林瑞和、弟弟林元成父子三人刚出门，屋外就响起了枪声。林祥谦的妻子陈桂贞怀着身孕，牵着9岁的女儿、5岁的儿子，冲出门去寻找丈夫。走到半路，有人告诉她：元成被打死了。她跌跌撞撞跑到车站，看见丈夫被捆在站台后面的电线杆上。

北洋军阀威胁林祥谦：“你弟弟已经死了，不上工你也得死。”

林祥谦回答：“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移，绝不上工！”

刽子手朝他右臂砍了一刀，血流如注。陈桂贞冲上去抱住丈夫的腿，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林祥谦望着怀有身孕的妻子，说：“你快回去吧，看好孩子要紧。”

这是烈士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

林祥谦牺牲后，陈桂贞在工友帮助下收殓了丈夫和小叔子的遗体。公公林瑞和后来也被工头踢成重伤，含恨离世。1928年，在党组织和工会帮助下，陈桂贞带着两个孩子、三口棺材，从武汉乘木船南下。水路漫漫，暮色西沉，木船终于在乌龙江畔靠岸。娘仨将亲人的尸骨，草草埋葬在枕峰山下。

站在烈士墓前，看着墓后石砌围屏上醒目地镌刻着郭沫若的手书：“二七烈士林祥谦之墓”，我久久无言。墓里，还安葬着陈桂贞。她1972年去世，与丈夫合葬于此。

林耀武告诉我，奶奶生前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烈士遗孀，只对子孙们说一句话：“你们的爷爷是好人，他是为穷苦人死的。”

从闽侯回到武汉后，我开始关注另一位从江夏走出的工运领袖——项英。他在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时，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去北京采访了项英之女项苏云。年届八旬的老人告诉我，她七岁以前的记忆中，从不知父母是谁。她在上海劳工幼儿园长大，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孤儿。直到1938年9月，张浩（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派警卫员把她接到延安一个窑洞。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欢迎新四军大会上，陈云指着穿军装的项英对她说：“小江北佬，你不是要找爸爸吗，他就是你爸爸。”

父亲把她抱在腿上，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念书了吗。问什么她答什么，老看着他。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项苏云还珍藏着一张合影，是马海德医生用私人相机为他们拍的。父亲将这张照片洗了很多张到处送人——那意思是说，我项英也有孩子了。“这也是父亲一生笑得最开心的一张照片。”

从相认到父亲不辞而别，只有12天。她记得父亲对她特别耐心，特别慈爱，穿衣服、脱鞋、穿袜子、洗脚，什么都替她干。

1941年皖南事变，项英失踪下落不明。项苏云当时10岁，“人家告诉我说我们牺牲了很多人，你爸爸下落不明，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不是很难过。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好多孩子家长都在前线打仗，说牺牲就牺牲了”。

她确切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是在1945年年初。当时她和弟弟住在蔡畅家里，蔡畅要他们给陈毅拜年。陈老总给了他们万把元边区币，也带来了父亲牺牲的噩耗。

半个多世纪以来，项苏云通过各种渠道，对父亲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她对我说：“回首那12天，才觉得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如今，在项英的故乡武汉江夏，已竖起了他的全身铜像。

六

工运的鲜血染红了江岸的铁轨，而革命的另一道钢火，则在更为隐蔽的战场上淬炼——那便是纪律与忠诚。

王荷波，中共五大上当选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武昌都府堤中共五大开幕会址纪念馆前面，有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公园——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公园里有一组人物群雕，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全身雕像，站在中间，个子高挑，穿着长衫者为王荷波。

2017年初夏，我去北京采访了他的长外孙赵迪。赵迪70岁，退休前是国企职工。他给我看了一张珍藏的照片——王荷波蓄着胡须，脸庞清瘦，双目炯炯。

赵迪说，他从小就知道姥爷和周恩来一起干革命。周恩来尊称王荷波为“大哥”，不光是他年龄大，更是对其人品的敬重。1927年10月，王荷波在北京被捕。敌人严刑拷打，他自称“汪一喜”，江西人，经营西服店。后经叛徒指认，他只承认了真实姓名，对党的机密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

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秘密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抛尸荒野。就义前，他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

赵迪说，小时候他以为姥爷要是活到革命成功，一定是“大官”。长大后他渐渐明白，姥爷参加革命，从不是为了做大官、让子孙享荣华富贵。

那一日上午，我随赵迪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王荷波烈士的墓前，一起仰望那座高大的墓碑。1949年，北京刚解放，周恩来亲自指示寻找王荷波的遗骸。工作人员从档案中查到了就义地点，在安定门外箭楼东侧。王荷波身材高大，骨架粗大，找到遗骨时，又找到一只他常穿的皮鞋，尺码相符，这才确认。

周恩来亲自主祭，将烈士遗骨移葬八宝山。那一年，距离王荷波牺牲，已经过去了22年。

“干净、忠诚。”赵迪说，姥爷没有留下财产，只留下这四个字。王荷波用生命守住了这四个字。

七

在汉口另一条街巷的闷热房间里，一群人正在为绝境中的中国革命寻找出路。那一天的会议，改变了一切。

1927年8月7日，“汉口三教街41号”，今天的汉口鄱阳街139号。

那是一栋西式公寓，当年是苏联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宅。2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及团中央、中央军委、湖北省委代表，挤在一间小屋里，开了一整天的会。正值武汉酷暑，门窗却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因为窗外就是国民党特务。

我在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里，看到了那份珍贵的会议记录。原件收藏在中央档案馆。毛泽东的名字在会议记录中出现了多次。他在第一次发言中就提出了那句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行动口号的思想，诞生在汉口这间逼仄的房间里。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毛泽东会后离开武汉，去领导秋收起义。

八

二十年的寻访，让我愈来愈深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老街巷，都刻着红色的印记。有些房子还在，有些已经消失了。但历史从来不会因为建筑的消失而被遗忘。它刻在文字里，刻在后人的记忆里。

2021年，我再次路过胜利街163号。那栋老楼已经修旧如旧，辟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对外开放。楼内，恢复了历史原貌。一位年轻的讲解员正在给参观者讲述这幢房子的故事。旁边的“唐公馆”亦被纳入纪念馆，向观众展陈“中共中央在武汉”之历史。

路人川流不息。我站在街对面，望着这幢楼，伫立良久。

我知道，我看见的不只是一栋房子。我看见的是一扇门——从1927年的烟雨苍茫，通向今天的万家灯火。

当年那间闷热会议室里激辩的声音早已沉寂，毛泽东在江畔独立时心头翻涌的潮声，却从未真正退去。它落进了这座城市的砖缝里，落进了每一个寻访者走过旧址时脚下的回响里。

烟雨依旧，江声不息。那些从烟雨中走来的人，早已化作这座城市的筋骨与血脉。而我们，正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

（滨彬：武汉资深媒体人，长期关注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

【编辑：陈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