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

孙周兴：上海同济大学哲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德国《海德格尔年鉴》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编委等。

海德格尔就是这么牛

中国哲学界和出版界今年有一件大事，就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0卷《海德格尔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齐。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海学”研究也是国际学术热点。

这里有两个奇怪的地方。一是其人去世才42年，但是据统计，世界上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文献已达到哲学史第一名，超过了逝世千百年的柏拉图、康德等哲学大师的研究文献。

二是，用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主编、课题组首席专家孙周兴教授的话说，海德格尔“政治上也不太清白，作风也不大好，作为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优点”，但是海氏的思想引起了全世界知识界和民众的关注，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关注。在中国，海德格尔的一些说法也“火”得一塌糊涂，比如“向死而生”，还有那句“人，诗意地栖居”，更是成为诸多房地产广告的热词。

其实“人，诗意地栖居”出自诗人荷尔德林，但是一经海德格尔的引用、诠释、评点，这话就流行了。

海德格尔就是这么牛，他有一篇文章《筑·居·思》，一万多字，但是开创了一门学科——建筑现象学。其他诸如文学、艺术、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都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目前规划102卷，已经翻成英、法、意、日四种文字，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仅在日本就有七个译本。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审组的鉴定意见认为：由孙周兴主持的中文版30卷，约1100万字，成为国内迄今已完成的单个外国哲学家著作翻译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把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面貌集中展示给中文世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孙周兴则表示，下一步计划做到40卷。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海德格尔？9月初，孙周兴教授在上海接受了读+专访。

【访谈 】

半个世纪前的预言变成现实

读+：海德格尔在思想史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

孙周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他是存在主义之集大成者，用我的译法，是实存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是技术批判之最深邃者。我们时代的问题很多，但技术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其他问题多半是由现代技术-工业-商业发动起来的，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里谁把握了技术问题，谁就抓住了时代的命脉。把技术问题理解为现代性之核心，海德格尔可能是第一人。他是未来世界思想的开拓者，其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再以欧洲哲学家自居，而是自觉的把思想的目光投向世界和未来，投向未来世界。所以他才会说他的“本有”与希腊的“逻各斯”、中国的“道”一样，是不可翻译的，其志向之高远无人能比。有了这三点，海德格尔仍旧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思想家，我们今天越发要读海德格尔。

读+：您提到，海德格尔在50年代就预言，人加工自己、制造自己的时代即将到来。此话确实令人震撼，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到这一点的？

孙周兴：他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在思考技术问题，中间经历了二战，看到了核武器的威力，几十万人在几秒钟内死去，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1946年的《形而上学之克服》里他提出，计算和规划战胜了所有的动物性，人成为最重要的原料，人们终有一天将建造人类繁殖工厂，按需要有计划地控制男人和女人的生育。1953年他在《技术的追问》里写道，森林中的护林员，在祖辈走过的林中路上以同样的步态行走，但是这个人已经被木材工业“订置”了，不论他自己是否明白，这个护林员都被归入“木材-纤维素-纸张-印刷品-公众舆论”的安排之中。同年在《科学与沉思》中他写道，科学已经发展出一种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权力，并且正在把这种权力最终覆盖于整个地球上。其实这些文章，大部分是我在20年前翻译的，但是当时我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的含义；近年来我主要研究尼采，为此重读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这些评论文章，结合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大数据的发展，才感叹海德格尔的惊人预见。

去年，由特斯拉CEO马斯克领衔，100多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呼吁禁止人工智能武器。但是过了一个多月，五角大楼集就宣布在实战中使用了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系统。很明显，各个主权国家都要争先恐后，就像上世纪的核竞赛一样，谁先搞出来谁就是老大；在这种情况下，对“技术”的沉思尤其必要。今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应该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总统委员会，来帮助制定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远景规划。他说：“如同我不了解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的开发人员对政治和哲学也缺乏了解。从协调人工智能与人文传统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应该被列在国家议程中的最优先位置。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工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起步太迟了。”

他为何不在乎历史污点

读+：说到海德格尔，同样绕不过去的是他的历史污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周兴：海德格尔在1933到1934年之间，当了弗莱堡大学10个月的校长，期间加入纳粹党，签了一些文件，十个月以后因为他的建议得不到纳粹教育部认同，就辞去了职务。我们同济引进过一位德国哲学家特拉夫尼来讲课，他编了海德格尔在纳粹期间写的几个笔记，叫《黑色笔记》，我们也翻译了，里面有4、5个地方有反犹太人的表达。让学界、让德国人更崩溃的是，二战以后，海德格尔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承认错误。现在的局面是，法国哲学家们和知识分子都为海德格尔辩护，德国哲学家们都表示我是政治正确的，都来打海德格尔。你想，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在政治上曾经是一个纳粹分子，你的哲学怎么让我们相信？有人说海德格尔晚年是纳粹著作，我觉得不可以。哲学是整体的、大的思考，政治是局部的。当一个大哲学家，他在局部的政治问题上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哲学家在政治上都是很愚蠢的，柏拉图也是这样，曾经被当奴隶卖掉。我认为要避免用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全盘否定海德格尔的哲学，但是也不能反过来说，海德格尔在政治上没有问题。

读+：他为什么不道歉？为什么大哲学家们多有“失足”？

孙周兴：我认为他已经不关注政治，思考的是另一个层面。至于哲学家的失足或者说道德瑕疵，可以这么看——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几乎都是道德的化身；但是到现代主义兴起以后，尼采以后，很多哲学家作为个人是很不怎么样的，这里的背景就是宗教的衰落。任何道德，其根源都可以归结到宗教，在中国可能是儒教。那么当宗教淡出，道德的约束就越来越弱了。我下面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议——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就社会关系、社会运作而言，重要的是规则而不是道德，道德当然是好的，但是更需要规则。今天尤其要警惕拿道德主义当幌子的现象，举起这种幌子，不仅无效、于事无补，而且会对个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读+：如此说来，学哲学对人生、对日常生活不见得有益处？

孙周兴：我有个朋友曾经想信教，被我劝住了。我跟他说，你心思这么强大，应该学哲学，宗教并不适合你。因为宗教需要的是顺服和服从，不需要论证；而哲学是要论证的。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反对传统哲学理性的推论式的论证，但他们仍然是在讲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理路。论证是一种暴力，是要把握生活、把握自我、把握行为；宗教不是这样的，“你服从我就好了”，适合心思虚弱的人；这种人如果学哲学，会被哲学伤害掉。哲学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如果不能维护好、把控好精神层面的自己，就不要轻易去学哲学。

人们需要的是鸡汤还是哲学

读+：我有个“大不敬”的想法，当哲学的理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它变得像鸡汤了。

孙周兴：不是哲学家本身想成为鸡汤，而是民众需要鸡汤，他们愿意用鸡汤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我给你举个例子，写《哲学的慰藉》的英国人德波顿，这两年特别热门，已经在全世界办了十几所“人生学校”（school of life），还有朋友跟我说，要不让他来中国也办一个？现在听哲学课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想找安慰，在寻觅心灵鸡汤。我不反对这个，这种心理按摩没什么不好的。其实哲学家自己也需要心灵鸡汤，我们也需要心理按摩。好的鸡汤里一定是有点哲学成分，现在的问题是太滥了，以至于出现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一些“毒鸡汤”。

读+：回到海德格尔，据说他对中国、对东方有某种兴趣？

孙周兴：他对东方的理解恐怕主要是通过日本，因为当时有很多日本学生在听他讲课。所以海德格尔在日本影响大，反过来日本对他也有影响。他也和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老子》，译了十几章。海德格尔把“道”翻译成“道路”，这应该算是“创造性的误解”，萧师毅肯定是不会同意，两个人谈不到一起去的。海德格尔用的《老子》版本是当年青岛传教士卫礼贤的译本，现在还放在他书房里，我去看到过。

读+：海德格尔对未来的技术世界，提出过什么解决方案？

孙周兴：海德格尔说要“泰然任之”（Gelassenheit），首先是不要慌；既要对这个技术世界说Yes，同时也要说No。他自己不开车，但坐他夫人开的车。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明亮的开始闪烁。他主张我们以更为明亮的眼睛去洞察危险，追问技术，因为救渡乃植根并且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

【编辑：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