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满珍

《我们》，号称中国第一本关注医生群体的挫折、烦郁及省思的书，近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作者孙晓飞，《中国老年》杂志主编，历时一年多，通过大量田野式调查写成。

《我们——医与患：相爱，还是伤害》
孙晓飞 著

既要发现问题，也要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孙晓飞说，他对医患关系的思考，源于国内一个顶尖的神经外科医生团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其首席专家凌峰曾是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的主治医生。刘海若2002年在英国旅行时遭遇意外，深度昏迷不醒。在凌峰及其团队的救治下，脑复苏成功，转危为安，引起国际医疗界的广泛关注。
后来，孙晓飞的一位朋友患病，也经由凌峰，妙手回春。这两件事情引发了孙晓飞强烈的兴趣和冲动，他历时三个多月，见缝插针，利用医生的午休时间，完成了对科室医生及患者的海量采访和田野式调查。
刚开始采访的时候，他深感这么好的团队，在中国很少见，本想单纯颂扬的。但在写作过程中，他改了主意，觉得一本书只讲述一个医疗团队的故事是不够的，眼光应该更宽阔一些，呼吁全社会关注医生这一群体，探究医患关系。
他认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既要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同时要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孙晓飞花了7个月时间，读了三十几本书，包括福柯、哈贝马斯、梁漱溟的著作以及《中国儒学史》，在几百万字的资料中，写完这本书，融会中西思想精华。
带着患者5%的重压，去解决100%的问题
孙晓飞开篇就吁请“重建多重伦理关系”，首次从身体政治、医疗政治、医生的知识权力以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医患纠纷的解决等角度，观照医患关系，重新发现和认识医生。
其中章节《病人永远不知道的那5%》，来自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外科副主任梁建涛的披露。
他告诉孙晓飞，做手术，并非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很客观的标准，比如切肿瘤，到底是切除了100%还是切除了95%，手术助手都看不出来，只有主刀大夫自己才知道。事实上，一个100%大的肿瘤，切到95%的时候，是最考验医生良心的时候，切了95%，无论是患者术后的感觉，还是核磁复查，都是完美的。但那5%切没切，只有大夫一个人知道。
“有的时候，并不是医生懒惰，而是切除这5%的精力和风险，可能会远超那95%，因为这5%非常不好切，如果与神经或血管粘连，或者有其他未知情况，一不小心，就会让医生的一世英名誉毁于一旦。”梁建涛郑重其事地说。他坦言，留下这5%不切，可能5年后肿瘤就会复发；切掉这5%，可能完全不会复发，或者20年后才会复发，所以，这5%切还是不切，是一个重要的试金石。
病人永远不知道这5%的秘密，对其人生的重要性难以估量：有这5%，对于自己和家人意味着长久的幸福，没有这5%，则意味着还会噩梦重温。
病人更永远不会知道这5%对于医生的重压：面对到底要不要做这5%，医生会在自己的内心掀起什么样的风暴，承受多少巨大的折磨。
这5%可以永远成为只有医生才知道的秘密，但还是有些医生愿意放弃独守这个秘密，尽可能地去为病人解决100%的问题，100%地尽责。“为了这5%，医生自己和医院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时候，往往是考验医生良知和技术的时候，对于好医生来说，技术永远服从于良心”。在梁建涛看来，好医生不仅胆大，更需要“艺高”。对这类医生，孙晓飞希望患者多给予信任，相信医生的职业操守。
从我到我们，像夫妻一样共同战胜疾病
孙晓飞发现，目前的医患关系，很多关注者都是感情用事，谈不到点子上。其实根源在解决机制，在各方的人员组成上，存在着问题。现行机制里缺乏中国智慧，比如传统社会里的伦理机制，没能引入。
孙晓飞倡导设置的机制，其实想法很简单，即为医患双方增加社会缓冲带。具体来说，为医院一方，增加医疗管理机构、社会组织，他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同时，像所有的社会工作者一样，去体会患者的心情，倾听他们，洞察他们，关切他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对患者一方，增加父老、乡贤等传统伦理机制。参与商谈的力量多了，制约的因素也就增加进来。
《我们》出版后，受到了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等人的推荐。孙晓飞认为，关于医患关系，此前不乏人文医学者关注，要么写得过于学术，要么过于窄化，都不能深刻地揭示问题真相。为此，他特意写了一章与医学史有关的文字，让读者对现代医学有个框架性认识，再来探讨医患关系。
孙晓飞认为，“医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我在书里把它列为伦理共同体。”他把最和谐的医患关系比拟为夫妻关系，最好的医患关系不明显区分你我，而是夫妻之间要建设的一个概念——“我们”，共同面对和战胜疾病。医患是处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同一个敌人就是疾病，并站在中国伦理哲学的角度，将医患之间的伦理关系要逐渐过渡到类似于夫妻这样的伦理关系上。
孙晓飞期待有更多医学院的学生、老师、负责人、医疗管理人员读到这本书，比如医学院或者综合性大学的社会学系，能否辟一些试验区，让一些创新型医患关系在此得以实践，成功的话，将经验向全国推广。不成功的话，也知道症结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