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玄毅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还原“真实语境”,是避免理想主义误区的关键。

对这个论点,电影《萨利机长》里有句台词,堪称最形象的总结:“你们要是想找人为的错误,就得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

2009年1月,萨利机长驾驶双引擎失去动力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奇迹般地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成为拯救全体乘客的英雄。但他同时也受到质疑——为什么不返航回机场呢?航空公司的多次模拟显示,当时就转向回机场,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萨利机长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呢?他并没有否认当时马上迫降其他机场的可能性,但是他指出,从突然被飞鸟撞击,到发现引擎失灵并且试图重启,再到决定迫降,这个决策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把这个时间考虑进去,也就是把场景还原为“真实的人在真实的突发情况下的真实反应”,那么,萨利机长做出的就是最正确的决定。

这样说还是太复杂。打个简单的比方:打仗的时候,战局总是瞬息万变,事后复盘,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够做出“所有可能的决定中最好的选择”,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按照当下信息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决策”。

简言之,人是有限的,人的正确与错误,都只能在“有限”这个前提下才能谈。理论上的“最好”,不足以否定事实上的“好”。这个道理,在我们辩论现实问题的时候,尤其有用。

举个例子,有个经典辩题叫“营救式刑求是否正当”,其核心逻辑是“以不正义手段实现正义目的是否可取”。正方的观点很简单——假如恐怖分子打一顿就能招供,招供了就能拯救千千万万的无辜民众,为什么不呢?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明明可以逼供,却非要遵循程序正义,是一种典型的“人为错误”;而“平时遵循原则,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逼供”,则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方案。然而,这套完美的方案所假定的那个人性,其实是不真实的。

当我们说这是“错误”的时候,其实预设了一些在真实的世界里不可能那么清晰的条件。比如说,你确定已经穷尽了其他办法,只剩下逼供这最后一招;又比如说,你确定逼供一定能逼出事实的真相;再比如说,你确定事情紧急到必须牺牲程序正义的地步,而且日后也不会有什么足以抵消其益处的隐患。

但是,当我们“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的时候,所有这些条件,其实都是不能确定的。比如说,一旦你觉得可以牺牲程序正义,那就必然不会在搜集情报上那么上心。又比如说,只要开了“可以刑讯逼供”的口子,就算一开始只是不得已的后备方案,最后也一定会变成常规手段。再比如说,恐怖分子死都不怕,被你打一顿就招供,你确定这不是诱饵?

你看,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人性。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因素”的存在,使你不能以公式思维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公式里的每一项都不那么理所当然。像“没有别的选择”“杀一救百”“权衡利弊”这样绝对化的说法,从来都只存在于抽象的假设中。以之为唯一理由做出的任何推论,都只具有逻辑的真实,而有违人性的真实。

进一步说,辩论事实问题时的常见误区,就是忽略“人性成本”。人会迷茫、人会惊慌、人会偷懒,最关键的是,人总是从无限的可能性中以未知开辟未来,而不是从正确的逻辑推论中以理论得知必然。

正因为如此,追问“一切可能性里最好的可能”,或者“理论上的最优解”,其实是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正如买东西不能不问价钱,想问题也不能不考虑人性成本。

在辩论的时候,真实地“考虑人的问题”,想一想对方的预设在真实的世界里是多么不可靠,是攻破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的最佳策略。

周玄毅 青年学者,武汉大学辩论队总教练,行深辩论,偶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