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雾

金庸

    对于汉语文化来说，金庸建立了一座巨大的文化蜃楼。无论从其写作内部的丰富性，还是从其构建的整体文化现象，都呈现出庞杂无边、令人难以着手捕捉的格局。这像一个集体化的梦境，一个强大的能指符号，仿佛在指涉文化中的每一个细节。这种指涉不断漂移，形成了精神价值的动态结构。这容易让人联想起英国经典作家萨缪尔·约翰逊在评判莎士比亚时的名言，千个哈姆雷特入千人眼，也常有人引用鲁迅谈《红楼梦》的闲谈，道学家看见淫。问题在于，这一类判断通常大而无当，适用于所有的文化产品，未必能当成对金庸的准确判断。要如实面对金庸，就应当排除关于金庸的一切本体化议论，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迷恋来观察，中国人的“金庸痴迷”。

    对于这种痴迷，上海学者胡晓明描述为“火车在黑暗中穿过一个一个山洞，在崇山峻岭之间轰隆轰隆地奔驰。我也穿过了金庸编织的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魂的情节山洞，带着轰隆轰隆的感觉领略金庸笔下大气磅礴的崇山峻岭之美”。类似的感受发生在大量读者的阅读体验之中。如此类金庸痴迷所引发的是一种轰隆轰隆的时间洪流，他所建立的并非是时间的凝滞感，而是加速并改变了时间的法则，打造了不同于现代精神的一种“异质性”时间。这是来自生理性的痉挛，而这种痉挛则是上世纪60年代左翼先锋潮流的普遍特征。那一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就是以虚假仇恨来制造痉挛狂热。在金庸的小说里，复仇是一个核心主题。然而与其说是对复仇的价值伦理演绎，更不如说对仇恨的制造激发起了读者的心理认同。在《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这些作品的情节设计中，金庸放大了关于仇恨局面的铺陈。仇恨营造出了对记忆的破碎感，并打破了个体生命的常规时间结构，这和整个先锋文化的时代面貌相吻合。

    在金庸笔下的复仇世界里，读者开始体察到了各种力量的彼此冲突。仇恨作为一个风景而出现，在风景中展示各种冲突的丰富性，这才是“金庸痴迷”的真正对象。有人试图从中作出价值的解读和评判，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价值自身的取向。在《射雕英雄传》里，是欧阳锋还是洪七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并不重要。小说作为悲剧还是喜剧，这更是微不足道的问题。相反，在复仇斗争中展开的各种力量的盲目延伸，把阐释问题放置在后台，形成了“金庸痴迷”的重要缘由。

    “金庸痴迷”建立在虚构的仇恨情结之上，借此演绎江湖风云世界。这是整个左翼文化的基本特征，无论是披头士音乐还是新浪潮电影，60年代的先锋世界都在致力打造各自的假想敌。针对这些源自虚无的想象，研制出一系列诸如“黯然销魂掌”“六脉神剑”之类的核武器来加以打击和解决。从表面而言，这些神奇武功被赋予一系列谱系化的叙述，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是凭空而生的，不存在也不需要任何功能上的依托。宛如种种神秘力量，直接降临在这个世界之上。金庸作品中的“太玄神功”“九阳神功”“降龙十八掌”等功夫的存在，与其说是某种武学想象，不如说其力量来自于独特的命名灵性。 “九阳神功”的名称绝非如看上去那样植根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而是制造了一种语词的幻象。在这个幻象背后的价值无疑是空洞虚幻的，唯一所暗示的是一种无坚不摧的、想象中的力量形态。同样，深陷于“金庸痴迷”的读者群体，真正热衷的并不是“侠之大者”这样的宏大价值，而恰恰是寄居在这些宏大价值的图景之上的各种非宏大之物，一系列基于语词幻觉的力量图腾。

与其将金庸视为一个文学的对象，我们不如探讨“金庸痴迷”的问题。单从文学角度而言，王朔的批评或许是一针见血的。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愿意痴迷金庸，不仅仅来自文学，而是来自时代的整体精神症候。这种精神症候未必确保文学，但足以打造经典。无论如何，金庸的作品作为一代人的经典，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现实，也将会载入历史。

尤雾

尤雾 1982年生于上海，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从事文化分析和艺术批评写作，文章散见于各大媒体。【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