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禾刀
虽然日本制造近年来遭遇了神户制钢造假等信誉危机，但日本工匠仍有许多足可圈点之处。
《工匠之国：日本制造如何走向卓越》一书，从日本职人历史发展、培养制度、文化信仰、技术传承等方面进行了深刻探求。
造物为荣的历史基因
日本职人文化“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源头应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期的日本职人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宽永元年（1624），在德川政权日益巩固之际，为营造日光东照宫，集中了全国大量的职人”。权力顶层的需求往往伴随着严苛的质量惩戒机制，职人无不是提着脑袋使出吃奶的看家本领，精益求精；二是频繁的重建，刺激了社会对职人的旺盛需求。日本房屋普遍采用木质结构，防火能力差，加之日本位于地震多发带，所以受火灾和地震损毁等原因，重建对职人有着大量刚性需求，职人从中自然会得到大量锻炼机会；三是职人扎堆产生的聚合效应。当大量职人聚集在一起时，不管是否愿意，竞争必然逾趋激烈，倒逼职人技术不断进步乃顺理成章。
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门槛很高，所有职人必须从师傅那里取得“鉴札”，要求之高令人抓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职人，常常先得师傅“面试”，然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耳提面命和严格考核。正因如此，那些有意让孩子未来从事职人工作的家庭，往往在孩子9岁左右，便将他们送到了师傅门下，以便能够开始职人长达“数十年的扎实修行”。
正常逻辑下，职人技艺如此精湛，收入理当可观。事实上，除了“幕府御用的职人头领”外，一般职人家庭均较为清贫。
职人之所以能够忍受物质上的低回报，主要是因精神层面得到权力的认可。发放鉴札的要求越严，历经数度寒暑终于“出师”的职人便越有成就感，加之“幕府时代以来，（地方）曾经数度发出无鉴札者不得被雇佣的公告”，这既是对职人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寓意权力对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自然会进一步推高职人的成就感。
职人至上的上下同欲
在世界快速变平、商业气息无孔不入的今天，日本的职人精神发展体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传统手工业界的职人精神依旧光彩照人，另一个是现代工业制造与职人文化融合后发生蝶变。
日本对传统手工艺和职人的鼓励主要依托“人间国宝”和“现代民匠”制度，前者倾向于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推广，一旦被认定，常常会得到政府一定资金援助。后者侧重于职人本体的精神表彰，从1967年至2006年四十届“已经表彰了4538人”。
虽然日本职人精神可上溯至江户时代，但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急欲振兴工业，无奈产品质量堪忧，一度成了劣质的代名词。本书对此段历史并未认真挖掘，不知是否因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来自美国的戴明博士。
戴明博士推出的“质量管理十四法”，以及“戴明环”，为世界质量管理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帮助日本产品质量打了翻身仗。1951年，日本创设戴明质量奖。至今已有超过丰田公司在内的160个日本企业获奖。在戴明的带动下，日本企业创造了全面质量控制（TQC）等为国外企业争相学习推广的质量管理新法，涌现了石川馨、田口玄一等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质量管理专家。
职人精神的中国镜鉴
日本人相信，“只有职人的技术才是国际竞争力的源泉”，一方面他们“仿效德国‘我的明星’制度”，制定了涉及金属、机械、电子、建筑、造园、裁剪等多个方面的国家技能检查测定制度，让职人技艺标准显性化刚性化；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评比“日本造物大奖”和“有活力的300家中小企业”活动，既“表彰那些对工作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团体或个人的发明”，也奖励那些“秉承了江户时代以来的‘造物’精神的传统企业”。
沐浴在这样浓厚的“造物为荣”文化气息中，日本逐渐形成以敬业著称的“职人气质”。有调查表明“日本职员的努力是常人的一倍以上”，日本职员的敬业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事实上，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历史上的匠人有不少相似之处。起初都是最好的工匠竭力为皇帝服务。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匠人很少像日本江户时代那样聚集扎堆。
近年来，虽然国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角度加大了对民间包括农村匠人群体的保护，但相较于日本，保护手段还显单调，力度也略显单薄。还有，虽然我们早就引进了包括戴明在内的许多优秀的管理体系，但匠人精神并不稳定，经不起考验。
华为任正非不久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曾说，“不搞金融、不炒房地产的华为能够以实业发展至今天地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一条路走到底的坚持，28年来‘对准一个城墙口持续冲锋’”。
始终如一，深耕不辍，坐得住冷板凳，这或许正是我国当前最急需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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