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林峰

●谋国谋身，孰重孰轻；为公为私，孰先孰后，问题很现实，必须掂量好。

谋国还是谋身，为公还是为私，彰显为官者的品行操守。

《旧唐书》记载，唐代韦贯之，为人正派，大公无私，一生始终以国事为重，不畏权贵。元和元年，宰相杜佑的儿子杜从郁为补阙，但韦贯之认为他不适合做此官。杜从郁被改任为左拾遗后，韦贯之继续上奏：“拾遗、补阙虽品不同，皆是谏官。父为宰相，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杜从郁最终改任秘书丞。

韦贯之从政几十年，后来身居高位，却始终“居室无改易”“生平未尝通馈遗”，身殁之后，家无余财，留给子孙的仅仅是数十卷文集。后人作诗称赞他：“缘何为官一生，依旧家道不富？只因工于谋国，至老拙于谋身。”

《申鉴·政体》有云：“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为官从政，是为了施展政治抱负，造福黎民百姓，实现人生价值。工于谋国才是正道，倘若千里做官只为钱，或者以权谋私、以权谋家，怎能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和期待？

纵观历史，那些清正廉洁、勤政爱民、青史留名的为官者，不乏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典范——

北宋名臣范仲淹生性耿介正直，公私分明，虽然在政坛上几度浮沉，但为国家百姓多做事、做实事的初衷未曾改变过。他担任泰州西溪镇盐官时，建议并主持修复黄海海堤，有效防治海潮侵害，保护了良田和百姓。后人将海堤命名为“范公堤”，以示敬意。范仲淹担任尚书礼部员外郎时，当朝宰相吕夷简擅权营私、排斥异己，所用官员多出于自己门下。范仲淹直言上奏，批评吕夷简的朋党行为。对于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范仲淹十分坦然：“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后人评价其一生，“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

明代刘崧，是勤政廉政的典范。史载，他为官期间，从来都不带家眷相随，常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穿戴整齐，开始处理政事。他兄弟三人在老家有一栋房子、五十亩田，升官后从来没有增加。一条布被用了十年，直到被鼠咬烂才换掉，但仍改成衣服给儿子穿。刘崧临终前，属下官吏问其遗言，他说：“天子遣崧教国子，将责以成功，而遽死乎! ”直到此时，他仍然在为自己未完成好朝廷交办的任务而自责。

把目光投向当代，我们党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浸润滋养，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更加应当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譬如谷文昌、焦裕禄、杨善洲、廖俊波等，皆是以身许党许国，竭尽一生为党分忧、为国奉公、为民服务，“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立起了先锋先进的标杆。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本末倒置，不是工于谋国，而是工于谋身，只想自己脸上有光、生活安逸，不惜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结果，看似把个人、家庭经营得很好，却违背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丢弃了党员干部的本色操守，到头来落得个误国误家的“双输”结局。仔细想想，真是不智也不值。

有诗人曾说：“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命。”另一位诗人也说：“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谋国谋身，孰重孰轻；为公为私，孰先孰后，问题很现实，必须掂量好。

【编辑 邢帆】

（作者：桑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