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们来接你了，我们接你回达州老家”......黄景孟一家终于再次团聚。

2011年，在深圳务工的王军满把远在四川达州老家的妻子韩丽芳接到身边，一家四口在异乡相聚。哪知，到深圳仅37天后，平日鲜少出门、人生地不熟的妻子忽然消失不见，儿子女儿没了妈妈。一家人而后的年岁被无情改写，变成长久的流浪和找寻。

求助警方、张贴分发寻人启事、抓住模糊的线索奔赴各地寻亲......这些年，他们尝尽了和至亲生离、苦寻无果的兜转与波折。最终，女儿王珊无意中打开的网络世界让漫长的寻亲之路有了希望。今年11月，母亲的下落在网络上传来消息——广州市花都区救助管理站有一和韩丽芳样貌高度相似的流浪人员。11月15日，王军满一家在花都相认团聚，这一天恰好是韩丽芳农历生日，距离她失踪已过去七年。

2016年1月1日，国家民政部建立了“全国救助寻亲网”网络平台，各地救助管理站都可将站内无人认领的流浪人员信息上传至平台，平台向公众免费开放，可输入亲人相信比对寻亲。然而此前王军满一家对此却毫不知情。

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内，类似韩丽芳一样正等待被寻找的亲人还有35609名（仅成年人）。

失踪

七年前深圳的那个深秋，在王军满心头挥之不去。

“你妈妈不见了！”，2011年11月23日下午，正在沙井工厂加班的王轩接到父亲王军满的电话，停下手头的工作，急忙向父母家赶去。塘尾一间租屋内，里外不见母亲韩丽芳，空荡荡的衣柜里仅有她另一套换洗的衣物、胶鞋，门外嵌着父亲焦灼的身影。

中午时分，王军满下班回家时，发现一向呆在家里不出门的妻子不在屋内，起初并未经意，以为妻子在隔壁老乡家窜门，然而挨个敲邻居家门，却没人见妻子来过家里。他心里开始有些着急，独自循着妻子日常的足迹，转遍了塘尾附近的商场、农贸集市，甚至周边废弃的房子，还是不见妻子的踪迹。

妈妈去了哪里？看到一筹莫展的父亲，王轩六神无主，翻出母亲的照片，父子两人各拿一张，分头围绕着塘尾附近的大街小巷，转了整个下午也没寻见不知去向的韩丽芳。意识到事情不对，当晚，王军满匆忙到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

韩丽芳与常人不同，突然无故不见，父子俩格外着急。王军满家在四川达州大竹县，上世纪90年代，经媒人介绍，和同乡韩丽芳结为夫妻。婚后他才发现妻子异常地内向害羞，“一直不爱讲话，听说小时候发烧，摔了一下，大脑有问题”。虽然妻子总是沉默寡言，但平日温柔娴静，对儿女悉心呵护，一家人生活大体安顺知足。

大竹县地处偏僻，为谋生计，婚后不久王军满南下深圳做建筑工，韩丽芳和公婆在老家抚养年幼的儿女，四口人两地分居。女儿王珊回忆，父亲外出工作后，母亲仿佛心事更重，整日郁郁寡欢，“总是念叨着我爸，问我爸怎么还不回来”。

1999年，赴深圳返工不久的王军满突然接到家乡的消息，妻子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一日之间仿若换了个人，从家中夺门而出，四处乱跑，言语恍惚，神智不大清醒。王军满心里一紧，立刻返家带妻子到县里医院看病。当年的诊断结果他已记不大清，只知道妻子是“神经方面的问题”，托亲戚从医院垫钱拿了一年药后，妻子的情绪渐趋稳定，但由于续不上药款，往后的治疗不了了之。

全家收入的重担落在王军满一人身上，紧要的是生存，对待妻子他虽忧心却无计可施。2009年前后，王轩和妹妹王珊初中毕业先后赴深圳打工，只剩母亲和爷爷奶奶留在家乡。两年后，儿女在深圳稳定下来，王军满一心想把妻子接到身边。当年恰逢家乡遇上寒冬，秋末天凉后，韩丽芳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温暖的南方，全家盼到了团聚。

哪知，仅37天后，平日鲜少出门、人生地不熟的妻子忽然消失不见，儿子女儿没了妈妈。一家人在异乡团聚又分离，而后的年岁被无情改写，变成长久的流浪和找寻。

寻找

起初，王军满和儿子王轩全然没有头绪，只有每日从韩丽芳消失不见的租屋附近，逐家逐户叩门问询，一路找到十多公里外的光明新区。周末休息空闲时，在深圳打工的堂弟和熟识的老乡也帮着一起四处打听。

半个月过去，却没传回半点消息。直到有一次王军满拿着照片上街寻妻，好心的路人向他索要“传单”时，他才想到或许可以准备一些信息完整、易于传播保存的寻人启事。当天回去后，王军满立刻草拟了一份包含妻子的姓名、家乡、外貌特征的寻人告示，末尾留有自己和儿子的电话，另外附上了5000元酬金的说明。

第一天，薄薄的传单纸滚动印刷成1200份寻人启事，沉甸甸地摞在王军满双手上，是寻找亲人的全部希望。他和儿子每人背一个大书包，带着亲戚和老乡们一起张贴、分发寻人传单，时刻盯紧24小时不离身的手机，生怕漏掉妻子的线索消息。

四五天后，王军满接到了第一个电话——租屋附近的村民称在塘尾肉菜市场见到过韩丽芳。放下手机后，他立即赶到市场，以前他也曾在这里找过妻子，接到消息再次匆忙跑来，走遍角落却还是不见其身影。往后几天他专挑不同时段蹲守在市场外，连日都一无所获，只好无奈放弃。

王轩记得，父亲和他只要一接到电话，不管手头在做什么，都会停下一切，立刻循着电话那头的线索寻找母亲，然而大多数时候收到的却都是不甚准确的模糊消息。有一次松岗溪头传来了母亲的音讯，父子俩照旧请假赶过去，在线人指引的垃圾房里，看到一名正在捡拾破烂儿的流浪女子，虽背影身形和陈正芬有几分相似，仔细分辨却不是母亲。父子俩给线人递了烟和水，失望地转身离去。这些年，这样空落落的滋味两人尝过不下十多回。

王轩此前在深圳的一家毛织厂做制衣工，一到节假日厂里会组织员工到位于福田区的救助站做义工，每次他总是抢着报名。在救助站照顾残疾人、长者，帮忙打扫卫生时，他也多留了个心，随时注意观察身边有没有和母亲相似的被救助流浪者，专门捎带一些母亲的照片，交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嘱咐帮忙留意。

妻子走失后，王军满转行做起了环卫工，承包打扫的片区恰好在当时韩丽芳消失的租屋附近。“这个工作见的人多，过路的人都能看见”，此后，街道上往来的行人、桥脚下流浪的人群，都成了他打扫间隙密切关注的身影，总幻想着有一日妻子会突然出现在眼前，结束长久而孤苦的分离。同事们同情他的遭遇，经环卫公司组织，工友们和其他兄弟公司的环卫工一起帮他分发寻人启事，平日工作里留心韩丽芳的踪迹。

5000份传单全部发完，还是没有传回妻子行踪的准确消息。半年后，亲戚老乡和同事们都有工作在身，寻人热情渐不如前，王军满一家也有些心灰意冷，把心中最初寻觅亲人的焦灼化为了沉重无声的想念。

思念

环卫工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清扫街道至傍晚，下班回到家时早已筋疲力尽。繁重的劳动对王军满来说却是难得的“逃离”，免于心思被妻子无故消失、苦寻无果的懊恼占据。只有在一人独处、艰难入睡时，那些幽微难言的愁绪会生长入侵。难受时，他习惯性地把买一瓶15元的白酒，无人相陪，闷头自己喝得微醉，倒头睡去。

王轩记得逢年过节团聚时，爷爷家的叔伯、堂兄弟都在一起，一大桌举杯喝团圆酒时，唯独少了母亲，“觉得少了什么，心里很复杂”。年龄最小、有些敏感的妹妹王珊，长大后格外想念流浪在外的母亲，总是不时冒出些极端的想法，担心母亲在外面受了虐待伤害，不敢看电视中走失的新闻，常常忧惧不已。

比思念担忧更为折损心力的，是亲人间无端的猜忌。妻子走失第二年，王军满用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达州老家翻新了破损的三间瓦房，盖起了四层楼房，这原本是埋在他心里对妻子儿女的承诺，靠背井离乡的辛勤劳动改善家里的生活。妻子娘家人知道后，背地里却咬定是王军满卖了韩丽芳，换来了钱盖起了房子。

这些议论传到王军满那儿，心里愤怒委屈。尽管他和妻子两家在县里都属贫困，但自认打结婚起，自家的条件比起妻子家更为逊色，这些年一直背负压力，希望多挣些钱在娘家人面前争口气。然而双双窘迫的处境，让亲人间的信任在遭遇不解的变故时，脆弱得易于崩离。

这之后，王军满暗下决心，这辈子穷尽努力也要找到妻子的下落消息。

时间越往后推移，传回的妻子的消息越稀疏。直到2012年5月，王军满突然接到一通来自汕头的电话，一个陌生的男子自称在汕头某工业园区见过韩丽芳，不肯透露具体地址，相约在汕头汽车客运中心站接头，带着王军满去见妻子。尽管这是第一次接到异地的线索电话，但寻妻心切的王军满没有多犹豫，毅然请了假，第二日直赴汕头。

到达后，王军满如约拨通线人电话，对方无意多说韩丽芳的下落，只是一直在问是否带足了寻人启事上所写的5000元酬金。王军满没有掩饰，直说自己没有带够钱，要是找到妻子随时可以足额支付酬金。对方一听，支支吾吾挂了电话，打过去再也没人接听。

坐在人潮拥挤的客运中心站大厅，意识可能被骗，王军满心里又空了下去。旋即他又自己说服自己，也许对方真的在汕头见过妻子，不能轻易放弃。当晚他在客运中心站附近找了一家25元一晚的钟点房住下，第二天睡醒后，在人生地不熟的汕头，围绕着站厅附近的天桥、桥脚、地下通道，扫视街边的流浪人员，走到晚上又接着回去休息。环卫公司最多只能请三天假，到了第三天早上，王军满退房坐了当天下午的车回深圳。

此后，也有潮州等地来过类似的电话，说法如出一辙，即便有过“上当”的经验，他还是次次不落下，请假寻亲。王军满每月工资3000元，每请一天假，少发100元，每次到外地找妻子再搭上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是笔不小的开支。虽然总是无功而返，他觉得踏实安心。

今年9月，女儿王珊也在母亲当年失踪地附近的派出所再次报案，留下自己的DNA信息，等待消息。

惊喜

过去的六七年里，对王军满一家而言，寻找亲人全凭运气。最初报警后久无进展，在漫长的等待寻找中，他们不知求助何方，只有低效地在零散的线索里兜转，守住誓必找到亲人的信念。

“妈妈这么好的人，怎么突然不见了，她到底在哪里”，这些年里，母亲的失踪让妹妹王珊心里始终疑惑不安，隐隐愧疚。所幸的是，她无意中打开的网络世界，让寻母之路有了希望。

今年8月，王珊用手机上网时，突然发现网络上有一些寻亲平台，清一色罗列有走失人口的头像、基本身份信息和寻亲成功的案例。手指滑动着那些走失多年，有生之年又再次团聚的故事，她瞬时心动。从纷杂的信息中，她凭靠直觉挑选出某平台，完成缴费注册、上传母亲的头像图片和身份信息后，祈祷着好消息。

一有空时，王珊也不断地在寻亲平台的失踪人口库里翻找相片，寻觅母亲的面孔，一旦发现疑似母亲的失踪人口，她立刻将相关信息转到家庭小群里，父亲和哥哥忙着一起辨认。然而在成千上万张图片里逐一过目比对，无异于大海捞针。

未等到她理出头绪，今年11月14日，注册的寻亲平台传来了消息——失踪人口库里一名目前在广州市花都区救助管理站的中年妇女和母亲韩丽芳样貌很相似。王珊随即看到了照片，“我当时一看好像啊，我就问在那里，怎么联系”，王珊心里几乎确信这就是母亲，立即拨通了花都区救助站的电话。

当日下午，正在花都区救助站上班的办公室文秘赖远科接到王珊的电话，听到是寻找救助站里的失踪亲属，他立刻重视起来，仔细询问王珊人口库里母亲相片上的编号，根据编号锁定救助站人员信息。

王珊一家口中的母亲“陈正芬”在花都区救助站里的身份信息却几乎是空白——赖远科解释，因为韩丽芳始终不开口讲话，关于她的确切信息无从获取，在王珊打来电话提供了相片编号后，他们才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而经过花都区救助站查询，相片上的“韩丽芳”目前正在广州市白云区精神病康复医院住院治疗。

赖远科当即让驻守在白云精康医院的同事拍摄了一段韩丽芳的视频，传给王珊便于进一步辨认。手机屏幕亮起，王珊马上把微信消息里的小视频传到家庭小群。“这就是妈妈啊，嘴唇上还有一个痣，长胖了”，哥哥王轩看到视频后，也立刻确定了母亲的身份，父亲则激动得难以相信。

父亲提醒王珊再把视频转发到二十人左右的家族群里，让其他亲戚们也一起认认。“大家都很确定，七年了，真是又高兴又心酸”。当时正在上班的王珊心思早难以平静，她马上给花都区救助站回话，一家人现在就要去广州接母亲。然而当时已近下午下班，还未检查相关证件，到达后无法办理认领录入手续，在工作人员劝说下王珊一家约定明天一大早就去接母亲。

找到亲人的喜悦在家族群里蔓延，在东莞工作的姑姑和姑父也提出要和王珊一起次日赶赴广州认亲，哥哥王轩立马张罗起包车和规划行程，一家人七年的渴盼眼看天亮就要幸福落地。

认亲

11月15日早上6时许，王军满父子从住处到达十公里外的沙井镇接上王珊一起出发，绕行到东莞后，姑姑和姑父上车，9时许，家人们到齐，车子开向了广州花都。

一路上，离母亲越来越近。10时40分许，一家人到达花都救助站，赖远科也早已守候在旁，上午提前派出车辆去白云精康医院接回韩丽芳。不巧当日遇上高速封路，迟迟不见回来车辆的踪影，一家人站在救助站门外的屋檐下，紧盯着来车方向的路，等待亲人的出现。

“是不是呀，是不是呀，是的吧！”望见眼前路上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车，王珊倚着柱子的身子猛地弹开，向前快速走出几步。车子径直驶入大门，赖远科解释那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王珊讪讪地退后，转身在屋檐下来回踱步。父亲和哥哥在不远处背手站立，默不作声地看着远方。

中午12时许，一辆面包车驶近，赖远科认出是从白云精康医院回来的车辆，刚转身叫王珊，一家人马上会意。“等一下你们先找一个人去认一下”，为避免韩丽芳受惊吓，赖远科示意先派出一名亲属到车门口核实亲人身份。

王军满急忙走上前，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韩丽芳低着头从车上下来，眼神有些躲闪迎面的目光，面容戚戚，“你认不认识他，他是你什么？”赖远科试图引导韩丽芳辨认眼前认亲的“丈夫”的身份，她依然低头不作声。王军满见妻子没有反应，用四川家乡话唤她的名字，“丽芳？”，“姚容（小名）？”，声音刚落，韩丽芳像被击中般猛地抬头望住丈夫，“你看！她知道是我”，王军满兴奋不已，家人们早已一起涌了过来，围住韩丽芳。

“刚刚车开进来时，在车上她把手举起来指着你们，好像想要说话”，护送韩丽芳的工作人员说，还未下车时她就对前来认亲的家人有反应，但真正站在他们面前时，却还是紧张胆怯。自韩丽芳到花都区救助站后，从未说过一句话。

“这就是妈妈，妈妈，我们来接你了，我们接你回达州老家”，妹妹王珊拉着韩丽芳的手，一直念叨。“我是建清（小名），建清，妈妈......”，“我是你妹妹，你认不认识？”哥哥黄欢和姑姑王军芬也在一旁一直望着她，期望韩丽芳能开口说话。然而她只是偶尔抬眼，目光短暂停留在周围人身上，始终一言不发。“没事，妈妈认识我们，她只是不想说话”，王珊心疼地紧握住韩丽芳的手，和哥哥左右搀扶着母亲，在救助站的院子里静静走动。

转眼，王军满已经把韩丽芳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原件一齐交给了救助站工作人员，查验身份后，完成交接，一家人终于团聚。填写《认领离站登记表》时，看到出生年月一栏，王军满才突然想起，“初八，今天是10月初八，是她46岁的农历生日，丽芳啊，祝你生日快乐！真是双喜！”。说着，王军满抬起手轻轻摩挲着妻子的衣领、耳朵和头发，“她比我小5岁，今天是她生日，变白了变胖了......”。

电话铃响，王军满掏出手机，是大竹县家里隔壁的冷二嫂在问今天认亲的情况，“接到了，接到了，是丽芳，她还是不爱说话，七年了，冷啊，热啊，饿啊，不晓得怎么过，广东蚊子又多，说老实话，确实不知道怎么熬出来的”，王军满声音哽咽，眼角滑出了泪。

一旁等待的妹妹王军芬直感叹，“他们确实不容易，一听说哪有人就去找，我大哥说还差不到10天就七年了”。

团聚

只有一家人真正团聚的那刻，七年才是个能轻易说出口的释然的数字。

有生之年能够找到母亲，一家人的喜悦盖过了一切。第一顿团圆饭，他们在东莞洋坑塘附近的餐馆为母亲庆生。桌子上点的全是韩丽芳爱吃的菜，水煮鱼、回锅肉、猪耳朵......席间，王轩不断给母亲夹菜，母亲似乎饭量不错，一连吃了三碗。和家人渐渐熟悉起来后，女儿问她话时，她会抬头应答，有时露出一点笑容。

王军满坐在妻子旁边，不断跟她讲达州大竹县家乡的变化，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了，村子门前只能行人过路的墩子桥变成了可以通车的钢筋水泥桥，公公12月份要过80大寿，一家人能整整齐齐回家祝寿了......“她有时候 ‘嗯’一声，有时候低着头什么都不说”王军满说，虽然妻子仍然没有开口多说话，“但是看着她回来了，我们就高兴”。

韩丽芳离开救助站时，穿的是工作人员刚帮她换上的新衣服，肩膀、腰身还有些宽大，下午，王珊和姑姑带着韩丽芳到洋坑塘附近的商场，为母亲买了四五套衣服，穿着贴身的新衣服，王珊说她能感觉到妈妈心里高兴。

欣喜之余，母亲过去七年经历了什么，当初为什么突然失踪，一家人始终好奇。韩丽芳却一直缄默不语。从花都区救助站那里，他们才得知，2015年，韩丽芳在花都区救助站附近被发现后，被带到救助站内临时安置。救助站每日有驻点医生为流浪人员检查身体，韩丽芳的档案里记录有疑似精神病人，2016年后被送往白云区精康医院长期住院治疗，每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仍会定时去医院看望她。由于韩丽芳这些年未说过一句话，身上没有留存任何个人信息，也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没有和个人相片匹配的存档身份信息，无法自主查询，只有长期滞留在救助站和医院。

赖远科介绍，类似韩丽芳这样没有任何个人信息，长期滞留的流浪人员仅在花都区救助站还有百余人。救助站工作人员平日里也试图向他们询问身份信息，但这些人员多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或始终不开口讲话，偶尔从他们口中获得了有关户籍地的零碎消息，救助站也会立马向户籍地发函，请求帮忙协助确认身份，但成功的概率往往很低。如果没有亲人主动来认领他们，这些流浪人员可能永远无法和家人团聚。

为了帮韩丽芳找到亲人，赖远科说，自2017年起，他们也在报刊和新媒体寻人栏目上刊登过陈正芬和其他流浪人员的寻亲信息，但收效甚微。他介绍，2016年1月1日，国家民政部建立了“全国救助寻亲网”网络平台，各地救助管理站都可将站内无人认领的流浪人员信息上传至平台，平台向公众免费开放，可输入亲人的身高、体态、口音等，自主搜失踪人口的图片、救助单位，也可上传亲人的照片，通过“人脸比对寻亲”快速锁定失踪人口库里匹配的人员。韩丽芳的信息也曾出现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平台，然而此前王军满一家对此却毫不知情。而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内，类似韩丽芳一样正等待被寻找的亲人还有35609名（仅成年人）。

赖远科称，对于这些身患疾病、语言表达受阻的亲属，他建议家人可在其衣物里放置或绣上个人身份和联系人信息，一旦发生走失情况，第一时间向警方求助或查询“全国救助寻亲网”失踪人口信息。

知道母亲最近这些年没有受苦，家人欣慰不已，对花都区救助管理站的收留照顾，连连表达由衷的谢意。面对和至亲分离的命运设计，一家人七年里唯有应对和忍耐，这位曾经让他们牵挂不已的亲人，历经找寻的兜转和波折，终于回到身边，这一次抓住亲人的手，决不再轻易分离。

【编辑：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