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劼

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的一刹那，“曼哈顿工程”的科学负责人、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脱口而出，引了印度圣诗中的一句话：“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他觉得科学在这一刻凸显的只有破坏与狂暴，完全跌入了黑暗面。

这话被记者写进新闻，很快传遍四方。大家将它作为一个科学家以科学之名行撒旦之实、以爱国之名行暴虐之实后，汲汲忏悔、孜孜反思的名言。科学突破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颠覆了善恶的认知，科学家自然之前越是枕戈待旦、废寝忘食地工作，之后越会信念动摇、初心成疑、心怀内疚、满腔懊悔。

奥之懊，实是科学之良知。

几年后，另一位深度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冯·诺伊曼听到这话后，不以为然地说：“矫情，说这话的人是在靠忏悔邀功。”

在他看来，科学家尽心竭力、攻坚克难地搞研究，反倒成了罪过；同仇敌忾、为国尽忠反倒成了迷失，“被代表”在公众面前哭鼻子抹眼泪，实在难堪也不公正。科学本就探索未知，本无禁忌，破迷信祛邪魅，傲慢还来不及，何来自轻自贱？

曼之慢，实是科学之坚守。

孰是孰非？两种观点体现了科学、科学家和人类伦理三角关系的两种关联，自有科学以来，争论就没停过，也不是我们这一代能争明白的。

只提一个小的逻辑上的困惑。如果科学有光明与黑暗两面，人性有光明与黑暗两面，那人类的所谓伦理道德也必有光明与黑暗两面。科学突破了伦理道德底线，又该如何证明是光明烛亮了黑暗，还是黑暗笼罩了光明？

也许解惑，除了口水还得靠时间。想想，从黑火药到原子弹，从杀虫剂到转基因，从试管婴儿到克隆技术、干细胞，哪一次天使和撒旦不是靠时间来分清的，又哪一次科学和伦理不是从相杀到相爱，从相爱到相杀。就像贾宝玉说林黛玉：

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