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周满珍 摄影记者 何晓刚
22日，由《芳草》杂志暨所属《芳草·潮》策划出版的“中国农民工四十年”特刊，在北京举行专题研讨会。该期杂志梳理了1978年-2018年间，发生在中国农民工身上的四十件大事，聚焦四十位典型人物、解读四十条影响农村工命运的政策言论等，系统回顾了“中国奇迹”真正主角——2.87亿中国农民工四十年发展历程，为时代塑像，为历史留痕，引发热烈反响。
就此，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及相关编辑团队。
农民工是每期杂志的封面人物
为了办好这份面向农民工的杂志，《芳草·潮》聘请了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作为编委会成员，其中有资深媒体人胡大楚、以写乡土诗著称的著名诗人和编辑家刘益善、高科技农业专家张晓玲，还有全国十个副省级城市的农民工管理专家等。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7亿人。2018年10月，在例行的编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为这个巨大的人群集中发声，出一本特刊。从作决定，到采访创作，再出版印行，满打满算，时间上不足五十天。他们选取了“搭乘深圳速度出发“、”新时代最早的职场剧《外来妹》“、”国务院总理为农民讨薪“等中国农民工四十年的四十件大事，并记录报道了年广九、陶华碧、刘锦秀、”信义兄弟“等四十位农村工代表人物的故事，由郭海燕、王倩茜、彭新三位编辑担任编撰，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整和打磨，这期杂志出版后，受到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人社部农工司的认可，才有了“中国农民工四十年”主题研讨会。
该刊编委会负责人介绍，《芳草·潮》是被国务院农民工办公室、人社部农工司认可的文学刊物，农民工作为杂志的第一主角，每期封面人物都由优秀农民工担当。这些封面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9年出生于罗田县三里畈镇黄土坳村的刘锦秀。身为家中老大，为了生个弟弟传宗接代，她装哑巴到8岁，“按当地政策，头胎是残疾，可以生二胎。”父母连续超生，加剧了生活贫困，不得不把七个女儿中五个送给别人。刘锦秀13岁就孤身到浙江一家缫丝厂打工，走上十年打工路。她当过家政服务员，摆过地摊，当过幼教，后来辞职开杂货店、创办物流公司，从打工妹成为小老板，并在城市里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2004年，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回乡创业，带领山区群众养殖黑山羊。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刘锦秀与全县175个村建立了帮扶关系，扶持他们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她也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创业标兵”等殊荣，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014年编辑部邀请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去罗田采访，亲眼见证她的成功，可谓一代农民工中国梦的缩影，但采访时最打动作家们的，是她埋藏于心底的愿望——把当年送走的妹妹们一个个找回来。”
杂志50%以上的作品都是农民工原创
《芳草·潮》编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知名文学杂志《芳草》举办的逢双月出版的综合性期刊，《芳草·潮》创办于2011年3月，是全国首份且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农民工文学刊物。《芳草·潮》在内容上强调为农民工服务，最明显的要求是，农民工写和写农民工。其中，时政类栏目主要是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解读、农民工就业形势的分析、农民工的创业历程和成功经验、关于农民工维权的案例以及法律法规宣传等；文学类版块主要是反映农民工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等文学作品，表达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理想、追求。创刊8年来，美丽乡愁、新创业史、作家手记、农民工诗会等颇具特色的栏目，不仅成为展现中国农民工时代风采的一个个平台，还助推一批又一批农民企业家、农民文学家的成长。
鄂州市文联主席刘国安，是《芳草·潮》的忠实读者。在他看来，当今的中国，城市化像一列飞奔的高铁风驰电掣，农民工像一只只候鸟随着季节大规模地迁徙，在关注、呵护农民工群体方面，《芳草·潮》杂志做出了榜样。他曾在“编读往来”栏目撰文，盛赞《芳草·潮》不仅接天气、人气，更接地气，对底层的草根文学爱好者予以真诚的文学帮扶。
《芳草·潮》也发表主要写乡村题材和打工题材的名家作品，如“鲁奖”作者田禾的乡土诗，但50%以上的文学作品，都由农民工原创。以前鲜少有机会在省级报刊露面的工段文学、农民工诗歌得以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鼓励他们从记录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由此走上文学道路。
普通农民工在这里成长为一名作家
对漂泊在外的农民工来说，《芳草·潮》除了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更像一盏灯，照亮他们通往文学殿堂的路。
在广东佛山打工的广西人侯志峰还记得，2013年，自己的纪实散文《电子厂往事》，首次在《芳草·潮》发表的情景，“那时我刚学写作，文章里的错别字很多，标点符号也不规范，某些字句的表达有欠准确……但责任编辑郭海燕老师还是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
既是青年作家，也是骨干编辑的郭海燕告诉记者，侯志峰没有电脑，用手机邮箱写作，再到网吧修改。他一开始“复制”“粘贴”功能用得不熟练，一不小心就把段落删除了，只得反复重写，其热情令人感动。文章发表后，杂志社给他寄样刊也非常艰难，“他的地址随工作频繁更换，第一期寄了四次他才收到。”
正是在《芳草·潮》，侯志峰收获了人生最高的一笔稿费——1300元。2014年8月，国务院农民工社会融洽工作座谈会在西安市陕西宾馆召开，《芳草·潮》因大力关注和宣传农民工，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在西安举办了通讯员培训班。郭海燕推荐侯志峰参加了培训班，获益匪浅的侯志峰迅速写了一篇非虚构散文《借居南海》，发表在《芳草·潮》2015年第3期，后来它又被收入报告文学《打工路上》，获得2017年工信部举办的首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大赛报告文学三等奖。其间，侯志峰陆续在《诗刊》、《广西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加入了广西省作协，短篇小说集《背起所有的乡野》，荣获中国作协2018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宜昌远安的杨志罡，其文学梦始于杂志的“新都市人”栏目。杨志罡在外地打工多年，打工的日子很艰苦很寂寞，靠写作打发时间，真实描写自己多年打工经历的《瞧，我们仨》发表在《芳草·潮》“新都市人”栏目上，真人真事，温暖而富有能量。这几年陆续在国内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在家乡宜昌一带的文学圈小有名气。
【访谈】文学要紧紧依靠人民这座大山
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今天的巨大成就
读+：这期《芳草·潮》为什么会做《中国农民工四十年》专题？
刘醒龙：这缘于我们在办刊物过程中，对农民工、农村和农业话题的长期关注。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引发了全社会关注，很多群体贡献很明显，像座丰碑立在那儿，怎么都绕不过、忘不了。与之相较，农民工群体没有特别耀眼的业绩，没有特别强势的领军人物，浅浅一看，也没有特别明晰的标志。但恰恰是这个群体，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进程的推动、贡献，极其了不得。某种程度上，没有农民工这个群体，就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就。以武汉这个城市为例，没有农民工，就没有武汉的今天。任何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是如此，发展得越快的地方，越是农工工贡献巨大的地方。
读+：这期杂志选取了四十年四十个典型人物，选择标准是什么？
刘醒龙：人物来源其实非常广泛。我们当然是首先选择那些具有时代和群体代表性的农民工，不过毕竟是40年的历史跨度，这个群体也很庞大，我们无法求全，能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个记录就已经很好了。这些人也许命中注定不会成为经典，但一定会成为历史进步中的典型。
读+：2011年创办《芳草·潮》时，为何会选择以农民工为主要关注人群？“潮”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刘醒龙：当时就是希望有一份杂志成为专门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发声的平台，没想到很快就获得了市委和市政府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起名“潮”，是因为农民工作为社会一分子，同样立于改革的大潮、时代的潮流之中。他们是没有发出呐喊的改革的排头兵，是从没有辉煌灿烂的弄潮儿。在一天天的生活大潮中，他们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干的活最脏最累，得到的回报最低最少。像这样走在时代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是以巨大的牺牲来体现巨大贡献。
“潮”也映照出农民工近些年的一些大事件，如农民潮、返乡潮及都市创业“潮起潮落”的实景，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新潮、开创未来的美好憧憬。
农民工也应该有自己的“VIP”杂志
读+：《芳草·潮》创刊时的一大愿景是办成农民工的“VIP”杂志，将其打造成农民工的“思想之家”，8年来，这个目标达到了吗？
刘醒龙：首先，如果我们对农民工的定位还囿于惨兮兮和脏兮兮，用这种观点办杂志，肯定没有出路。社会上既然有那么多办给白领看的“VIP”杂志，农民工也应该有自己的“VIP”杂志。其次，它的读者，不一定全是农民工，也可以是农民工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或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一批人。总之，和农民工有某种关联。一本杂志不能等同于一剂马上能治病救人的药方，但我相信文学艺术对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改变，终将起到让社会与时代从本质上向更美好和更幸福改变的作用。
读+：《人民日报》曾点评《芳草·潮》是一本有眼光有态度的刊物，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醒龙：眼光如何是别人的评说，办刊人的关键是态度。文学刊物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不能对农民工的生存与生活熟视无睹。他们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存在，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漠视他们是时代的悲哀。
通过我个人与农民工的接触，我感觉这个群体的变化很大，他们中很多人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气质、谈吐，甚至是收入，早已经融入城市。他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雇主态度不好，他们也有说不的勇气和底气。他们与雇主、城里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和了。《芳草·潮》是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对农民工的生活多一份了解，多一种视角。和他们相处，会更加了解社会的进步。
读+：近年你还以《芳草》杂志为阵地，坚持发掘与扶持来自基层的农民作家、边地作家，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刘醒龙：好的文学，不会产生在漫天喧嚣的场所。文学是每个人都可以尽情想象的一块净土，与其它概念的净土不同，文学作为净土时，每时每刻都与我们热爱的生活密切相关。《芳草》一直坚持一种品格，即对基层作家多一份关注，他们相对更沉得住气，更少不切实际的欲望。时尚时髦的东西少了，对浮华的追逐少了，真正的文学就会越来越多。
有情怀的写作是把自己置身于时代和人民之中
读+：最近《芳草》杂志开辟专栏，持续探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这是否说明，你们杂志对乡村文学的关注进入另一个文学维度？
刘醒龙：《芳草》对中西部作家的关注，立足于非常广阔的原野，《芳草·潮》为农民工而创办，也和原野、乡村有关。从《美丽乡愁》的策划出版到“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讨论，我们的脉络非常清晰——立足于这个时代最大的变迁。
精准扶贫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个国家行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重点讨论的不是精准扶贫本身，而是这一背景下，文学之路在哪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场大变局的深刻意义，将自媒体上各种各样的段子当成思想来源的文本肯定是无效的。2019年第一期《芳草》推出了《文化站长》，文本或许不是特别成熟，但比较敏锐地抓住了当下，通过文化站长这一视角，来写弥漫在中国原野上的文化气质的改变。这是我们的一次文本实践，也与杂志的文化品相一脉相承。相信普通读者也喜欢读一些接地气的作品，感觉踏实一些。
读+：对农民工的持续关注，是否也影响、丰富了你的写作？
刘醒龙：杂志风格即主编风格，体现了我个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坚持。生活永远是文学的源泉，文学也好，文学刊物也好，要深扎在生活的厚土中，要紧紧依靠人民这座大山，除此没有别的办法。去年9月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文学创作不能急，也不能不急》，提出这个时代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需要自觉沉淀的宽大胸怀、饱含深意的沉着淡定与执著坚守，但如果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新时代，依然坐在书斋、不出斗室、不问世事，一心只为能写出一本可以当枕头睡觉的书，也是是万万不行的。这个观点在文学圈流传甚广，我因此收到很多讲座邀请，请我去讲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一个作家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文学有他的职责所在，我们作为最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代人，如果我们不来写，就愧对后人，愧对时代。
读+：你认为文学如何才能做到记录时代、讴歌人民？
刘醒龙：在人民和时代面前，首先要理解通常所说的“大我”和“小我”。文学确实是个人情怀所致，但个人情怀和个人恩怨、个人得失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有情怀的作家，他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写作，置于时代和人民之中。反之，无论他唱什么高调，无论他有多么高的企图和理想，因为他对时代、对人民的不正确，可能导致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在这个时代，作家需要在不急不躁的品格下，奋发努力。要用只争朝夕、将一日当成六百年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使中国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故事，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才能不负时代与人民。
【编辑：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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