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雾

《新喜剧之王》

周星驰是一个“现象”，一个二三流的商业喜剧电影的导演是怎样一步步被夸饰成殿堂级导演的现象。在周星驰的整个电影生涯中，既没有显示过真正卓越的艺术雄心，也没有哪部作品代表了他真正的实验性探索或者追求。虽然在商业票房上，他的电影确实可属成功。然而衡量一名导演的影史地位的因素中，票房往往并非重要影响因素。可是，显而易见的是周星驰的影片品质同其后来与日俱增的民间声望以一种不匹配的方式发生着增长，当我们提及周星驰的时候，似乎表达着一种深沉的致敬，仿佛可以媲美致敬历史上的塔可夫斯基或者黑泽明。最近赶新春档期的影片《新喜剧之王》显然就是一部周星驰的自我“致敬”之作，尽管在观众中收获了大量差评，但谁不是看在周星驰的名字和昔日那部《喜剧之王》的荫蔽之下，来评价这部电影的呢？问题是，《喜剧之王》和《新喜剧之王》之间的差别，不过是平庸之作和更平庸之作之间的距离，所彰显的只不过是随着年岁的逐渐度过，再平庸的作品也仿佛覆盖了一层经典的光晕，仿佛年龄可以代替品质一样。

    不仅仅是周星驰，包括上世纪80-90年代的大部分影视作品都是这样，人们大概忘记了当初看这些作品时曾经带有的平常心，把那些演员和作品纷纷供上了一个又一个神坛。人们开始想象，那个失去的年代曾经拥有何等的荣光，同时也包含着对于当下文化的不满甚至鄙夷。原则上，一个理想的经典化对象的建立往往代表着某种特殊范式的规定者，或者在历史上极高荣誉的保持者。我们在摇滚音乐的领域向披头士乐队致敬，那是因为从形式上来说，后续者都是披头士乐队所创立的音乐形式的某种模仿者。同样，在英国戏剧史上莎士比亚无可撼动的地位，是因为他确立了英语文学的整体写作方式和各种修辞性的表达。可是今天不一样了，只要你慢慢把自己熬成圈子里的“老干部”，你自然就获得了经典化的地位，至于你做了什么，自然会有人为你作出阐释。然而，在今天这样的经典化面前，你究竟能从中挤出多少水分，又留存多少干货，这又是一个问题。可以说媒体的大呼小叫对文化本身的自然生长构成了虚假的催化效应，但公众在媒体面前究竟是不是也丧失了对文化品质的基本判断呢？

    说《喜剧之王》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或许争议不大，然而从电影的表达层面上来说，整部影片并无太多创新。讲述底层的小人物努力拼搏奋斗的故事不仅仅是香港影片的基本底色，也是世界上商业电影的基本底色，这并不是周星驰的个人特色。当周星驰最初被纳入评论者探讨视野之时，通常被视为“无厘头”电影的代表，而这种“无厘头”的特点又常常被纳入后现代的表征之一，意思就是漫无目的，放弃稳定而中心化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周星驰最初的基本形象本来是“反经典”的代表。谁又知道，若干年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自己曾经反对的样子，二十年文化变迁，不可谓不辩证。本来“喜剧之王”的片名充满着讽刺的意味，既是嘲人，也是自嘲，可是日子一久，假戏当成真。

我觉得周星驰还是周星驰，他所拍摄的影片始终保持在香港二三流影片的基本水准之上，并拥有一群趣味比较稳定的观众群体。媒体不必将其抬得太高，将他的影片当成代际情怀的承载对象，让各类情怀的承载物回归到它们各自应有的位置，这对于整个文化生态是有利的。要是我们老以为周星驰的喜剧真的是某种“不可超越的”经典，那可真成为《整蛊专家》或者《喜剧之王》里的讽刺性桥段了。

尤雾

尤雾 1982年生于上海，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从事文化分析和艺术批评写作，文章散见于各大媒体。【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