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俞虹主编的《中国电视：掌声·嘘声——2011－2017年度经典案例》（以下简称《掌·嘘》今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自2011年以来，由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电视年度“掌声·嘘声”论坛发布过的经典案例，包括电视剧、综艺节目、电视新闻等，武汉台的《电视问政》节目也曾入选2012年“特别关注”。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电视及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一个甲子过后，由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等发展而来的视频内容如何走进新时代，如何在未来传播中发出中国声音，“限娱令”“限薪令”“严打收视率”等一系列政策意味着什么，又面临着哪些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中国电视的一个甲子

你家电视机多久没有打开过了？无论答案是怎样一个期限，此处谈论中国电视，并不是指那个装满复杂元件的“黑盒子”，而是伴随电视媒介而生的视频内容，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无论是否还打开特定被称为电视机的那个装置，人们在今天对于视频内容的需求，其实并未减少。

刚刚过去的2018年有些特殊，既是中国电视诞生60周年，又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追溯历史，1958年，当时的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称为北京牌电视机；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的开播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开始；同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一口菜饼子》，这部全长只有二十分钟的家庭伦理剧，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

不过，《北平无战事》的编剧刘和平，在《掌·嘘》一书中谈到，中国电视剧严格来说只有40年，也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算起。因为“改革春风”的照拂，涌现了大批经典剧作，上世纪80、90年代，至今仍被广大观众反复回味，比如造就了89.4%收视神话的86版《西游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采用特技拍摄的电视剧，还有86版《济公》、87版《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宰相刘罗锅》……《渴望》《英雄无悔》等现实题材大放光彩，情景剧《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异军突起；这一时期，各色引进剧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射雕英雄传》《上海滩》《新白娘子传奇》《梅花三弄》《家有仙妻》等港台剧广泛进入大陆，各级电视台也把美剧如《成长的烦恼》、日剧如《东京爱情故事》等海外剧积极引进中国。其后，步入21世纪，中国电视剧进入高产期，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作品，漫天开花的IP抢夺战随之而来，以燎原之势改变着各个行业的互联网也烧到了电视剧行业，电视集团、制播分离、民营电视、数字电视、上星落地、网络自制剧等新名词、新玩法至今层出不穷……

为谁鼓掌，对谁发嘘

“掌声·嘘声”论坛诞生于2011年。这一年，俞虹评价，中国电视迷失在泛娱乐化的十字街头，上星频道的黄金时间被娱乐真人秀所充斥，卫视的核心定位在市场的胁迫下开始摇摆，地方台自制新闻无可奈何地在瘦身中艰难生存，节目的生死存亡被高扬的收视率皮鞭掌控着……也是这一年的10月，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即被坊间通俗称为的“限娱令”。

俞虹说，掌声，是向年度有突出业界影响、强有力价值引领和在公共事务中有特殊贡献的电视实践致意，一个细节、一期节目、一种探索、一次突破、一类影响，均在鼓掌之列，掌声意味着认同与致敬，更表达了一份诚挚的褒赏；嘘声，是关注年度电视及拓展领域中所出现的媒体责任意识缺失，传播过程中的失语、失真、失度、失衡等问题，嘘声意味着批评与提醒，表达了一份深切的关注；此外还有“特别关注”，这是对年度电视及拓展领域中，国内外突出的优质内容和业界动态、媒介融合的最新趋势等前沿性议题给予特别关注。

谁在评，这对于一个奖项至关重要。在众多的电视评奖中，掌声·嘘声论坛的独到之处，在于评选之人来自学界。每年的初选名单诞生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课堂，俞虹的研究生们以做课题的方式，对全国一年的电视节目进行全面梳理，提出报告并在课堂上进行交流讨论。复选及终选，则由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们完成，包括俞虹这样的大学教授，也有白岩松、敬一丹等央视著名主持人，他们之中没有行政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市场从业者。

过去8年里，这群电视学人密切关注着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种种转变。2012年，在看似严苛的限令中，真人秀节目被限制播出，新闻节目被规定了播放量，一线卫视成为众矢之的，面临着全面整改；2013年，这一年被称为“自媒体元年”，自媒体对信息第一落点的抢占和设置社会公共议程的巨大潜力，对公民声音公开传送的渠道和方式的拓展，对中国电视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一年掌声·嘘声论坛的“特别关注”把目光聚焦在探讨新媒体如何“让电视更年轻”；2014年，掌声·嘘声论坛看到了快速奔跑的大时代中那些沉静的坚守者，“掌声”在四年里第一次为电视剧响起，表彰了七年磨一剑的《北平无战事》等；2015年至2017年，在传统媒体看似四面楚歌的境况下，电视媒体如何坚挺站在视频传播的桥头堡是掌声案例的重点……

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家宝藏》《美丽中国》等电视节目赢得掌声，收视率造假则成为被嘘对象。俞虹指出，收视率造假的问题由来已久，正是因为收视率对电视节目社会反响所具有的指标意义，使很多机构和个人打它的坏主意，开始造假。她认为，市场是终端，执行者是关键，政策制定者是监管，整个链条中，最应向其发出嘘声的是执行者。在执行者层面可有多种选择，但可惜的是，他们选择了突破底线的做法。

【访谈】与其将受众视为“上帝”

              不如当作“朋友”

平台化是电视突围的一条途径

读＋：“掌·嘘”是来自学界的奖，学界最看重的是什么？

俞虹：《掌·嘘》一书精选的是2011年至2017年的案例，这7年，论坛共评出掌声34个，嘘声8个，特别关注7个。书中只选用了掌声15个，嘘声3个，特别关注3个。这些独立的案例，放在中国电视2011至2017年发展的坐标体系中，具有窥一斑见全貌的意义。

从时间顺序的纵向坐标看，这些案例串起了7年中每一个节点传媒变革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这7年，对于中国电视传媒而言，确实处于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互联网时代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无论你想到还是没想到，接收抑或不接受，它都已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当传统媒体还在纠结于自身的细节问题时，互联网开始直接挑战传统媒体的存亡。但掌·嘘是以实体案例说话，7年的纪录，就是7年中每个节点下的年轮印痕，记录着过程中每一个典型的、对未来有影响的记忆。

若从横向坐标思考，在创新的步履中探寻发展的变与不变，会欣喜地看到，中国电视从未停止过创新探索的步伐。这7年，中国电视，从依赖于引进外国节目，到原创节目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今，我们的原创节目已经走出国门，变买入为卖出，从乙方成为甲方，从引进节目的规范化探索，到原创节目的规模化现实，这些都可以在掌声中看到。

我们不求面面俱到，不为热点鼓掌，但求独立立场、独特发现、独到评论，选取案例时，考虑的是，对历史发展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现实是否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对未来发展是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读＋：为什么选择对过去七年进行一次总结，是学界认为中国电视传播到目前处于一个“拐点”吗？

俞虹：其实“拐点”的角度比较弱，出书主要还是从工作角度考量的。

中国电视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特别大的挑战，但我个人认为，所谓的“拐”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中，但作为“点”的鲜明标志还没有完全出现，也许，这种变革是在一个特别圆滑、特别大的弧线中缓缓完成的，而并不是一个“点”的概念。

读＋：您几年前提出过“传统电视媒体平台化发展策略”来应对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困境，通过几年的发展，您认为这还是传统电视媒体突围的主要途径吗？

俞虹：“平台”的概念我提得很早，现在来看，平台化发展策略就是一个现实，关键在于能否做到位，是否在普适性中做到了个性化。从本质上讲，所谓的融媒体、“中央厨房”生产模式，都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整合传播渠道，整合内容生产，做一个更合适的平台，传统的机制和构成可能不再适合现在的发展。

唱衰、将亡是一个持久话题，但我认为，对于电视媒体来讲，不是一个死亡的概念，而是一个涅槃的过程，不破不立，实际上是在变革中再次焕发生机的过程。我是从海外传媒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平台化概念。一种是“一鱼多吃”，英国BBC模式，它有非常好的内容生产，进行多次分发；另一种是“大鱼吃小鱼”，美国商业体制为主的媒体，以并购小公司的方式，做强内容。

当我们谈论困境和改变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互联网带来的变革究竟是什么？传播者变了吗？可能有变化，人人都可以被称为“记者”；接收者变了吗？可能接收者的喜好、心理等发生了变化。传播方式变了吗？这可能是最明显的。但互联网改变了传播介质吗？这很难说。网络传播依靠的还是文字和视频传播，而不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物质传播。如果文字和视频传播这种基本的介质并没有消失，那又如何评判一个媒体消亡？概念是混淆的、模糊的。不需要电视机，不意味着不看电视台的节目，不需要纸张，不意味着不看报社生产的新闻。互联网带来的更多是传播渠道方式和接收方式的变化，不是对机构和机制本身的变化。互联网时代，BBC的公共体制是不会变的，中央电视台的国家机制是不会变的，并不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喉舌功能就改变了，这是不可能的。

存在的问题是，过去依赖于广告生存的模式受到了冲击，当广告这块蛋糕被分掉之后，如何寻找新的生存方式。

唯市场导向使得电视剧精品稀缺

读＋：这两年，电视文化类节目表现突出，您认为文化节目火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观众的知识饥渴？

俞虹：刚刚说中国电视传播的整体“拐点”概念比较弱，但2017年可以称为中国文化节目的“拐点”，经过前几年的铺垫，在2017年形成了文化节目的“高峰群”，这种突破与焦点的呈现，必将载入中国电视史册。那一年，我们也表彰了《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国学小名士》《诗书中华》等文化类节目。它们以开阔的人文视野、丰富的思想内涵、新颖的节目形态、广泛的百姓参与为文化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为浮躁的综艺圈带来了一股诗书清香，为浅薄的电视文化注入了思想的力量。

但文化节目为什么会火，应该从三个层面考虑。第一，管理层在推进，国家领导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布局体现了对整个国家文化的思考，广电总局也出台相关文件进行指导和要求；第二，在媒体变革时代，媒体出于自身生存的需求，必须要有更多创新的、优质的节目；第三，迎合了老百姓的潜在需要，也就是所谓的知识饥渴。

之所以要强调是三个层面，而不是只抓住观众需求这一点，是因为原来我们总是简单说“受众就是上帝”，这是不对的。如果仅仅把受众当上帝，受众想吃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是很危险的。我们曾经出现过的问题，比如泛娱乐化、三俗，其实就是过分迎合受众喜好而发生的价值偏移。传播者应该永远是主动者，而不是被动地跟着受众走，不知道自己的路，这怎么可以呢？

再者，受众的审美是需要培养的，我个人认为，传播者的需要、导向、责任、担当和受众的需要永远要寻求最佳平衡点，把受众当成上帝，那只能去供奉，去迎合，只有保持相对平等的“朋友”视角，才能衍生多元的价值、多样的形式。

读＋：“掌·嘘”每年也评选民生新闻节目、电视问政类节目等，您在书中评论了电视问政节目的公共管理探索，这也是2018年的“特别关注”话题，您怎么看待这两年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兴起的电视问政节目？如何让它真正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避免它成为电视作秀？

俞虹：武汉台的《电视问政》也入选过2012年的“特别关注”，题目很好，但这个节目一年一季，从某种角度来看，有一点像民众狂欢。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形式很多，武汉台的《电视问政》只是其中一种，并且我认为可能不算最好的一种。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好的问政类节目，一年一季是不够的，应该是周期性栏目。比如，2018年的“掌声”表彰了北京台的问政类节目《向前一步》，它采用了周播形式。《向前一步》每一期都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亲自审，但节目中暴露的问题之坦率、谈论的锋芒之尖锐，非常令人震惊，扎扎实实。

2018年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十五周年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十周年，我们应当看到这类电视节目在政务公开方面起到的不可或缺的积极推动力，但好的问政类节目不能是一场作秀，既不能是媒体作秀，更不能让官员作秀，还应当避免成为民众的出气筒。白岩松在2018年的“特别关注”致辞说过，新闻报道具有最大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其实就是舆论监督，媒体推动政务公开正是为了保证百姓的知情权，但同时，政务公开仍处于起步阶段，希望电视研究中心的“特别关注”能成为政务公开新的助推力。

读＋：《掌·嘘》一书中对刘和平的访谈，他说，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像中国的电视剧一样发展得这么快，它今后依然会是中国的主流艺术形式，但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电视剧的质量反而不如十几年前高了，产能过剩，泥沙俱下。观众也常常抱怨这几年缺乏优秀电视剧作品。是什么让国产电视剧的创作迷失了方向？

俞虹：任何创作都需要土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引进了很多剧，也开始自己创作很多剧。当时的创作土壤，是在干涸的土地上从头开始播种、发芽。那时候，观众对任何剧都充满了新鲜感，做什么都会让大家如饥似渴，万人空巷，因为那是一个稀缺年代，而今天是一个饱和和过剩的年代，创作土壤已经很不一样了。

此外，20世纪80、90年代的市场导向其实没有那么强，这使得创作主体有很大的空间可张扬个性。而今天，很多剧已经变成了市场导向，甚至唯市场导向，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自主性变少，着急赶市场的人非常多，而像刘和平这样充满了责任感和情怀的创作者，能够潜心七年打磨《北平无战事》的制作者已经很少了，这导致了电视剧精品稀缺。我这几年带研究生研究英国迷你剧，全世界都知道英国的迷你剧特别好，6集左右就能讲述得通透深刻，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迷你剧，80、90年代还有过，电视剧拍个上下集也能播，4集也能播，还有一个阶段，8集的电视剧很多，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国产剧了，一弄就是大几十集，撑得又水又长。

再一个角度，民众的审美土壤优质度还不够。还是研究英国迷你剧的感受，莎士比亚的故乡，观众的戏剧审美丰厚，倒逼着创作者不得不精益求精，我们的电视剧对受众的培养和激发还都不够。

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2017年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指导电视剧繁荣发展，走过一个甲子，您怎么看中国电视剧的未来？

俞虹：那我相信未来。已经有很多相关政策出台，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有创造力，问题只在于我们的进步是缓慢推进还是快速推进。这是有一定规律的事情，不必过于担忧和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