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劼（资深媒体人）
费米开车去上班 撞了/肇事兔子耍流氓 跑了/多亏一帮好同事/请他吃饭压压惊 好了/他说/俺们这旮答在造原子弹/俺们这旮答都是荒野地/俺们这旮答兔子满处跑/俺们这旮答都是科学家/俺们这旮答都和兔子撞过车/那么，提问：从撞车的频率能否算出俺们这旮答兔子的数量？
唱到这里，得说一下故事背景。二战期间费米负责美国原子弹核裂变反应堆的设计与建造，事属机密，设计室和制造工厂得放到很偏远的地方，而且两地之间得有相当的距离，于是，费米从设计室到制造工厂上班需开车来回，途经大片荒地，时不时有野兔到公路上来唱儿歌：汽车来了我不怕，我和汽车打一架。
费米领导的小组自然云集了各国的科学家精英，圈在一个小范围内，除了原子弹不能干别的，不能与外界联系，缺乏娱乐，时间一长，就有些无聊了，于是大家利用吃饭的时间胡侃海吹，又怕思维生锈了，满世界找点乐子来做点儿思想体操。费米把车祸一说，大家一合计原来都有此经历，于是费米出题给大家：
根据车速与撞上兔子的数目，基于概率和合理假设，来估算每平方公里内栖息兔子的数量。
这个题目包含了物理、数学、概率、推论、估算等等元素，很有挑战性，正闲得脑袋关门闭锁的科学家们来了精神，一个个脑洞大开，不仅纷纷解答，还变本加厉，提出更多类似的问题，比如：
芝加哥有多少钢琴调音师？一座足球场要铺几片草皮？
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汇总，编个名目，就称之为“费米问题”，反映的是科学家们在闲暇之余的好奇心和思维游戏。
科学研究有为人类造福、为国家助力的宏大动机，但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忍不住对不知道的东西好奇，忍不住给不知道的东西一个解释，就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好奇，要答案，就变成一种思维游戏，好的科学家肯定是忍不住玩儿，忍不住乐，处处脑力游戏牛刀小试，带给自己极大愉悦，也让大家深受感染的人。
受感染还包括费米的妻子，虽然是外行，却还是忍不住在回忆录里记了一件事儿：
费米和妻子乡野远足，突然停下来，弯下身，将窄尖鼻子凑近一个蚂蚁窝，喃喃自问道：“有多少脑细胞在为建造这座蚁穴工作着？按脑质单位计算，蚂蚁的脑筋比人类的脑筋所做的功是多还是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计算尺。“我们来看……一立方厘米的神经元里……”一会儿功夫，他抬起头神气地看着妻子，“我已算出了答案。你呢？”
省略号的地方估计是妻子听不懂也记不住的一大堆原理数据，但这件事儿足以让她震惊一辈子，科学家思考问题的大脑回路果然异于常人，科学家发现问题的眼界思路也果然异于常人。费米妻子的回忆录名为《原子在我家中》，“原子”最起码包含了一层意思，如玻尔所言，“谁说他弄懂了原子，那他一定在胡扯。”妻子想懂科学家丈夫，和科学家想弄懂原子一样。
“费米问题”大概只相当于科学家在繁杂沉闷之余让思想放个假的扯闲篇，但正是这一点闲暇，让常人眼中科学家的古怪变成科学家的风趣风雅，甚至风向——随口的一句话，颠覆人类的认知。
还是费米。有一次，科学家们放松聊天时谈起外星生命，谈得热烈奇妙。第二天费米吃午饭，神情恍惚，突然问：“我们都在哪里？”这话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一旁的特勒回忆说，“这个问题问得唐突，没头没脑，但每一个人都立刻陷入沉思”。这个问题后来被引申为“费米佯谬”：如果外星文明果真存在，其中应当有一些存在得足够长久，极度智慧，高度发达，应该已然具备太空旅行的能力。地球和人类文明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应当会见到他们的飞船了。但这种事并未发生。原因何在？引发了一系列诸如其他星球是否存在智慧生命，有的话他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检测不到他们的任何信号等等思考。“费米佯谬”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是天文学界搜寻外星文明中争论的一个热点。特别是科幻电影里，总把“费米佯谬”挂在嘴边，显示我们虽然不懂科学，但还知道怎么难为科学。这和有事没事将“薛定谔的猫”拽在怀里一样。
我常常想，费米之所以被誉为实验和理论兼顾而兼得的最后一位大师，就在于他理论精深，却从不放过任何实际的问题，无论问题的大小，无论其中包含的物理、数学深或浅，只要有趣，能让自己在思维的锻炼中敏锐一下，快乐一把，就忍不住要提出，要解决。这也让费米成为现代科学史上难得的几位科学兼具人性、严肃力求活泼的科学家，他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叔叔的奇思妙想”，而非“怪”。
阅读书目：
《约翰·惠勒自传：物理历史与未来的见证者》 惠勒/福勒 著 蔡承志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原子在我家中：我与恩里科·费米的生活》 劳拉·费米 著 何兆武/何芬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天地有大美：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格雷厄姆·法米罗 主编 涂泓 吴俊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
《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萨根传》 戴维森 著 暴永宁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编辑：叶军】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