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前不久，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的《论国学》英译本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英文名On the Wisdom of China意为“论中国智慧”。把英译《论国学》当作一个案例来看，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传播新的中国智慧？本报《读+》专访了该书作者彭富春教授和译者熊伟教授。

熊伟教授（左）和彭富春教授在工作室里欣赏他们合作的成果——《论国学》英译本On the Wisdom of China。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让中文概念逐步进入西方文化圈

读+：在翻译《论国学》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熊伟：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那些名称、术语、概念应该如何翻译，比如“道”“气”“天”等等。

中国传统思想典籍，文约而义丰，是一种高度凝练的隐性逻辑。要知道，“道可道，非常道”，要言说这不可言说之事，还要将其转化为西方语言高度形式化的显性逻辑，让外国人看得懂，这是一个挑战。为此，我阅读了大量平行文本，参考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又找了很多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作品，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比如“天”，可以译作sky、heaven、nature，我和彭富春教授商量推敲后，统一译作Heaven，用大写，凸显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绝非物理意义的“天”，而是兼具自然和神性。

再比如“禅”，西方一般根据日文写成Zen，我就用Chan；像这样使用汉语拼音的地方不少，有时候我还在括号里标注上汉字，正如现在一些汉译西方作品里也会出现英文术语，我的目的是让中文概念逐步进入西方文化圈。

关于“道”的翻译，那讲究更多了，儒道禅三家都使用“道”，但是各自的含义不同；为此我设计了3种译法，对应三个思想体系。

这本书足足翻译了3年，其间手稿积累了有半米，椅子坐坏了一把；结果有一点让我很满意，一些师友告诉我，他们看原文没看懂的地方，看我的英文本看懂了！

读+：彭教授如何评价这个英文版？

彭富春：我是德国哲学博士，第一外语是英语，我也翻译过两本英文书，应该说我对翻译是不陌生的。

坦率地说，我这本书不大好翻译。熊教授是第四位试图翻译我这部作品的人，前面3位都没有成功，其中有外地高校的外语学院院长，还有的人译作没有通过国外出版社的审读。但是熊教授成功了，我看了他的译本，感觉非常满意。

仅举一例，关于书名，其实我最早的书名就叫《论中国的智慧》，出版社考虑到市场的需要，改为《论国学》；熊教授又将其译为《论中国的智慧》，用的是On the Wisdom of China，而非On the Chinese Wisdom，这两者看似相同，其实有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是两种语感。书里这样的地方很多，熊教授不但英语能力扎实，而且有很好的文史哲功底，所以把握得准确，处理得精当，我对他的译本非常信任。现在还有几位译者和我联系，想要翻译我的书，我都告诉他们，我的作品英译委托给熊教授了。

中国传统智慧既有活着的部分，也有死去的部分

读+：从明清传教士来华开始，中华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西传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论国学》的英译，在这个“西传”的版图上是什么位置？

彭富春：传教士那个年代，他们翻译的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后来我们翻译出去的，以“史”为主，各种思想史、文化史、观念史、哲学史等等，其中有很多是教科书；我这本《论国学》，主要是“论”，我认为其中有三个特点。

一是世界眼光。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谈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是追求共同价值，是西方人可以理解、会对西方世界有影响的东西。

二是中国特色。一定不能搞人云亦云，一定是西方没有、中国独有的，人家才会对你感兴趣。

三是个人创新。再不能沿袭古人的说法，要超越古今、超越中西，站在当代立场上，用世界哲学通用的语言来诠释中国智慧。

所以，当我们说把中国智慧传播出去的时候，请注意，我们是要传播新的中国智慧，而绝不仅仅是翻故纸堆。

读+：要传播新的中国智慧，这一点在书中是如何体现的？我记得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有很多批判，这些在书中又是怎么处理的？

彭富春：英译本完全传达了我对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智慧的态度：“让活着的活着，让死去的死去。”

中国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儒道禅（佛）的思想当中。儒家主要是主张仁爱天下。它要人如同爱自己的亲人一样而爱天下大众，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类的箴言。仁义道德成为了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它认为文明压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归自然，让人性得到自由成长。佛教宣扬悲智双运，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心灵的觉悟获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萨情怀不仅渡己，而且渡人。

唐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行走在儒道禅（佛）之间，他们的思想也影响了一般大众的生活、思考和言说，从而陶冶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和精神。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双运。这使中华民族不仅不同于西方民族，也不同于东方的其他民族。

反过来说，儒家思想不重视个体，人是分等级序列的，人不可能自己规定自己，而只能被父亲和君王所规定。老子否定欲望、工具和技术的意义。禅宗重心不重色，重精神不重物质，重空不重有，重变化不重静止，轻视了现实存在和生活。囿于心灵自身，心灵就变得空洞、萎缩而无能，导致人们看破红尘和遁入空门，也就是不能直面人生而逃避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空性的思想蜕变成了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当禅宗只是心灵禅的时候，它就仿佛一种精神致幻剂，只能逃避世界，自我麻醉和安慰。

中国传统智慧对于我们当代最大的启示为：在那个天地人的世界里，人如何思考了自己的存在之道。

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智慧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并不符合传统智慧的真实状况。因为中国传统智慧既有活着的部分，也有死去的部分。因此，思想真正的任务是去分辨这两个部分，而且让活着的活着，让死去的死去。

时代呼唤新的中国智慧。它既要回到传统，也要走出传统。新的中国智慧最关键的是植根于当下的现实。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高新技术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流行，新的中国智慧必须为克服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方案。

孔子、老子和慧能如果到了今天，面对欲望和技术的洪流，他们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将是创新者，绝不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因为历史上的他们就是革新派，是后来的解读者将他们的形象和思想变得僵化。死去的孔子只会讲《论语》中的话，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

读+：能否举例说明，新的中国智慧，是怎样包含了世界眼光、中国特色和个人创新？

彭富春：就说“天”与“人”吧。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注重“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存在、思想和语言的根据，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和目的。但天人合一有它的限度，它忽视了天人的差异，同时天人不是平等的。在天人合一中平等和谐只是假象，真实的是天对于人的控制和支配。天人合一实为人服从天。

另一方面，西方则是“天人相分”，实则是天服从人。

要超越古今中西，提出新的中国智慧，我在书中论述了“天人共生”，这是站在“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命题，契合了时代对于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思考。

新的智慧既不是来源于天，也不是来源于人，而是来源于天人的约定。新的智慧作为天人之间新的游戏规则是天人之约。它是天人共同参与制订的。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对于天和人进行新的规定。天和地既不是支配人的天道的载体，也不是被人控制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人类的伴侣和朋友。人既不是天地的奴隶，也不是天地的主人，而是天地的伴侣和朋友。他们是天地人游戏中的同戏者。这就是说，他们是共在者，共生者。天人不仅共同制订此游戏规则，而且共同遵守此游戏规则。根据此规则，他们共同去游戏。在此游戏中，天人共生，且生生不息。

作为新的中国的智慧，天人共生将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的道路。

彭富春教授著作《论国学》英译版On the Wisdom of China日前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

名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彭富春《论国学》英译版出版

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著作《论国学》英译本On the Wisdom of China日前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该书2018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论国学》是彭富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学系列”（《论国学》《论孔子》《论老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和《论大道》）之一。该书译者是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主任熊伟教授。

彭富春教授的“国学系列”，以跨文化的视角，融通中外话语，分析了中国古老智慧的本性及其形态，重新诠释了其思想意义，以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世界了解中国智慧打开了一扇窗户。其中《论国学》《论孔子》和《论儒道禅》均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论国学》的韩文版已由韩国艺文书院出版，英文版由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德文版将由德国伊比登岀版社出版。《论儒道禅》韩文版将由韩国艺文出版社出版。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主要资助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旨在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要求严格，入选者须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均为我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或是近现代名家经典。入选之后也绝非“一劳永逸”，译者要将试译章节提交审读，只有优秀者才有资格正式“操刀”；翻译完成后，还要再将译本提交数位权威专家匿名审阅，再次被认可后才能提交给国外出版社。

《论国学》英译版译者熊伟教授是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翻译协会理事，曾获中西部中青年翻译家荣誉证书。

“道”的翻译有门道

熊伟

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曾慨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言“译词”之难。一词虽小，文化却博大精深。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由于文化的差异，一种语言中的“词/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是否存在？是否能够找到对应词？它们的意义是否相同？它们的意义存在哪些差异？这些都构成了翻译中的困难。

“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非常模糊的概念。

“道”在中文里的本义是指人所行走之路，但其在儒道禅三家的内涵却各不相同。中文的“道”尚且如此捉摸不定，将其译成英文则更为困难。

在《论中国的智慧》（On the Wisdom of China）中，译者在仔细推敲“道”在儒道禅思想体系中的涵义后，采取了一些不同的翻译策略，既考虑到“道”在儒道禅思想中的共通意义，又注意到它们的差别意义，力图在译文中准确传达“道”的意义。

首先，既然儒道禅思想体系中共用一字“道”，说明三家共享其“道路、方法“的基本意义。英文中的 way一词也有“道路、方法”的意思。这也成为跨文化理解和翻译的基础。据此，译者将“道”译为 the Way或音译为Dao。例如：将“儒家——社会之道”译为Confucianism——The Way of Society； “道家——自然之道”译为Taoism——The Way of Nature；“禅宗——心灵之道”译为Chan——The Way of Mind。

然而，儒道禅之“道”意义不尽相同，需要不同的译法以示各自涵义的区分。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他在《论语》中很多地方谈到“道”，但缺少对其明晰的规定。孔子思想中的“道”主要体现在天道、人道、道理中，可随不同的语境译为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 Course of Heaven, the Way of humans, principles等等。

“道”在道家思想体系中，主要意指事物的本原或本体，万物生成、存在的根本，侧重“无”和“形而上”的涵义，因而与儒家之“道”有所不同。道家之“道”是自然之道，具有抽象性或模糊性，故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说道“无为无形”。为此，译者采用the Way或Tao（不是Dao）两种译法，其中Tao特指道家之“道”，以与英文中Taoism（道家）一词保持一致。

禅宗认为自性即佛，明心见性，秉持“无念无住无相”。禅宗之道是心灵之道，侧重“无”和“空”的涵义。禅宗的“道”可译为the Way 或Dao，如“修道”可译为seek Dao；还可译为practice the Way，但需知它们在禅宗里的特殊涵义。

“道”的翻译启示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对外话语体系时，首先需要界定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如“道”“天”“气”等，明确其内涵和外延，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之易为国际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和智慧。

中国意识的觉醒

2019年初，记者首次采访彭富春教授时，就得知《论国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那时到现在，将近3年过去了，项目终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可以收获了。

3年来发生了许多事，不能不令人深思。此时此刻，读起《论国学》的一些句子，感受格外真切：“中国既不能固守自身的传统，也不能模拟西方的道路。中国人必须走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它一方面保持了中国自身的同一性，而没有完全西化，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的创新，而不是传统的延续。这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也要发扬自身的传统，使它们共同成为当代中国式道路发展的精神资源。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复兴的动因。毫无疑问，‘中国意识的觉醒’可以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类事件之一。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自身的历史，而且也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彭富春进而提出，要区分中国智慧中死去的东西和活着的东西，并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智慧的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意识的觉醒。“唯有如此，才能国魂永存。”

“新的中国智慧”，意味着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无疑，这是“大学问”，只有回答出、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人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

（作者：李煦 何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