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延滨

十岁时,我随“下放锻炼”的母亲从省城坐了三天的长途汽车,来到了大凉山的这个师范学校。母亲是“一二·九”在北平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不过解放后一直走背运,从部长降成科长,刚变成处长,又从处长下放到这偏僻的大凉山,说是下放干部的“带队”。母亲对当地官员说,下放干部各有各的去处,我带什么队,让我当老师吧。就这样,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我的新家。

师范学校建在离县城十多里的山里,省城熟悉的生活一下子像雾气散去,没有公园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进县城连公共汽车都没有,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一个令我开心的去处,学校的图书馆。

那些年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寂寞荒凉的环境再加上初次体会“吃不饱”,日子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那间不大的图书馆实在是我的诺亚方舟。我最开始读《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一天环游地球》《神秘岛》,还读《斯巴达克思》《牛虻》《青春之歌》《青年近卫军》。用饥不择食来描绘我的这段生活,应该是准确而形象的。

学校里几个小伙伴,每天忙着上山打鸟下水捉鱼,而我捧着一本书就能忘了饥饿:“又到了食堂开饭的时间了,真快!”其实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山区封闭而枯滞的生活,而母亲的“历史复杂”,也让我领受到世态炎凉。

但埋下头,翻开书,那些歧视的眼光像水面的雨花消失了,我会进入另一个世界,罗马奴隶们的世界,亚瑟和神父的世界,林道静和北平街头的风吹过我的额头。书真神奇,无论你是在省城喧哗的街头还是在大凉山蝉噪的寂寞山林,都会让人进入同一个世界,去领略另一种人生。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足,我得了贫血,三年只长了两公分。那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但应该说也是读书最多的日子。

高中毕业我随知识青年插队下乡,来到延安,住进了土窑洞。这是一对老农夫妇的家,也是最简陋的窑洞,没钱买窗,就用土坯把朝外的洞口砌起来,只留一扇门,门的上方留两尺见方的窗透气。老两口住在靠里的大炕上,在门边盘了个小炕,我就睡小炕。我叫他们干妈干大。老两口总是太阳落山就上炕睡觉,而我无论多累,总要在灯下读一会儿书。我带到陕北一本《战争与和平》,这让我能换到许多书来读。

灯下读书这个与众不同的习惯,让干妈格外的高看我,可怜娃能挑灯夜读,以后必是贵人。

有一天,缠着小脚的老太太步行到十里外的公社,为我买回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照得土窑洞明晃晃的。这件事让我永生不忘,1980年我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专号上刊登了我的成名作《干妈》,其中一章《灯,一颗燃烧的心》,就记下了这段灯光照亮的岁月:“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但对我,太长的夜有太多的噩梦,/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读书,/贪婪地吮吸豆粒一样大的光明!//今天,炕头上放一盏新罩子灯,/明晃晃,照花了我的心。/干妈,你何苦为我花这一块二,/要三天的劳动,值三十个工分!……”

前些日遇到一起在秦岭山区工厂工作过的老知青,工友章明讲起我离开工厂,调回四川的故事:“那天是我送延滨上火车站的。托运的三个大木箱也是我帮他捆好的。车站的人问:什么东西。我说:书。那时托运书籍的运费最低,车站的工作人员咧咧嘴,没一个人相信,硬要我们打开。那箱子太大了,一米长,半米高,两人才搬得动,重新开箱再捆上容易吗?吵了半天,没办法,像打赌一样,围上一群人盯着看,铰断铁丝打开一个箱子,全是书,再打开还是书。这时车站的人说,别开了。我还是把第三个箱子打开,全是书。这事在县城传开了,可给咱们厂的年青人争面子了。”

这件小事,我都忘记了,过了三十多年,不想老朋友们还记得。

叶延滨 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