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本身充满悖论性，一个确定的对象里面常常包含一对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你讲爱，他要讲爱恨中日品樱大不同

     文/张斌璐

    正是樱花洒落时。

    王渔洋诗说，“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诗句写得凄艳。假如今天的浓春依旧有如残秋那样凄凉，那么樱花显然是对这种美学最好的表征。日本作家坂口安吾在小说《盛开的樱花林下》里说到樱花，所讲出的故事阴郁而骇人。我们对日本民歌《樱花》的曲调最为熟悉，不过当缓慢的日式五声调式唱出樱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来说，依旧是独特而陌生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我们在赏樱的时候，实际上是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精神体验，这类感受在中国本土的美学里是罕见的。

    中国传统美学符号，或具象或抽象，总是可以被概念化的。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语词序列，来专门描述符合我们文化特性的对象。而这套关于美学的概念序列常常和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系统相关，不管是《历代名画记》还是《二十四诗品》，我们总愿意将审美对象纳入诸如“雄浑”“冲淡”“自然”等范畴之里。这些概念或许是模糊的，但是在千余年的洗练之后，已经被汉语的操持者所熟悉。可以说，汉语的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些话语概念的搭配之中。这些语词的结果或许是可以被体验的，但并不适合去理解。语言既然是存在的家园，那么我们的祖先本来就生存在这样一片边界不甚清晰，但又充满生命感的境地之中。

    生命感是什么？不是指向某个语词背后的意义或者概念，而是一种内在体验。当我们在诉说“雄浑”这个词的时候，你很难分出层次来详细解释这个语词，但是并不妨碍你形成某种强烈的体验——哪怕这种体验本是出于想象性的，而这种想象也构成了这个语词所激发起的想象群落。这些群落里的每一个个体或许都是不同的，但是综合在一起又反而成为了“雄浑”这个词的广泛外延。中国的传统词汇不是概念式的，而是外延式的。

    但问题是，碰到樱花这类东瀛美学的对象时，中国的传统美学似乎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起来。日本文化本身充满悖论性，一个确定的对象里面常常包含一对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你讲爱，他要讲爱恨；你讲生，他要讲生死；你讲有，他要讲有无。这是日本美学符号的特征。有一本传扬很久的日本研究著作叫做《菊花与刀》，也讲的是这个道理。

    就拿樱花来说，花期短，花色清浅，诱人之处恰恰在于花瓣飘洒在空中的那个瞬间。在这个瞬间中，对象恰恰是不确定的。一种漂移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东瀛美学的核心对象。这类美学关注是时间性的，强调了生命本身的流动不居，虽然说日本文人用“物哀”来总括这种感受，不过这里的“哀”和中国的“哀”还是两回事。中国人讲“人之哀”，而日本人讲“物之哀”。中式情意往往指向一个具体的对象，但当“樱花”的乐曲响起时，你说那种小调式的忧伤究竟为谁而生呢？

    这是两类文化在时间感上的差异，遂造就了生命感上的差别。也正是在生命感上的差别，才形成了审美观念上的差别。中国人在樱花盛开之时找寻樱花，你可曾看到其中的美学之心呢？

张斌璐 文学博士，专栏作家，从事文化分析和艺术批评写作。

        （编辑：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