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胜利并不等于就只是对恶的镇压和消灭，它也可以是对恶的改造和驯服

 文/王东杰

    在中国，与善恶判断有关的术语无所不在，很容易令人感到这是一个极度重视道德，甚至是“泛道德化”的社会。这个印象当然有大量证据，但也容易让我们忽视问题的另一面：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善和恶未必就是对立分明的两极，反而常是界线模糊、暧昧难辨的。在很多情形下，老百姓对事物的判断，并不全依道德标准，而是采取一种实用态度，以对自己有利与否为转移。这一点，在信仰领域表现得尤为充分。早有大量研究表明，对中国人来说，一个神祇能否获得香火，关键要看它是否灵验，而所谓“灵验”也者，则或是降福，或是降灾。因此，崇祀神祇，既可能是对其功德的礼赞，也可能是对其淫威的屈从。

    美国汉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教授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一书，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本书关注从上古到明清时期的“邪魔外道”，尤以对五通神信仰的起源和演变的考察最为精彩。作者在全书伊始，讲了一个出自《夷坚志》的故事：五通神霸占了一位有夫之妇，作为交换，他给这家人带来万贯家财，甚至帮他们从一个官员家偷了婴儿作为子嗣；那位贫穷而无赖的丈夫则因贪婪和惧怕，成为五通神的崇信者。官员发现真相后，穷治其罪，却在与五通神的交锋中落得惨败。万志英敏锐地发现，这个宣扬正不胜邪的故事，与人们所熟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背道而驰，揭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条隐秘不彰却始终有力的线索。

    因为恐惧而导致的崇拜，并非偶然。早在商代，人们对逝去的祖先，就充满了畏惧之情：生人一旦不慎惹恼了哪位祖宗，就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因此，“按照既定程序一丝不苟地完成宗教仪式”，就比“遵守高于世俗权威的道德法则或规范”来得重要。甚至在号称以孝道治天下的东汉，在时人写给冥府的文书中，也会再三强调，死者的罪过应统由其本人承担，不应转嫁到活人身上，很明确地提示出作为亡灵的祖先所具有的危险性。

    这和慎终追远的观念同时并存，而相互抵牾，展示出人类情感的复杂。而在佛教和道教中，也可以发现“魔王”这样一类混杂了善恶的形象：它先是一个恶魔，在被正道战胜和驯服后，投身于捍卫正义的事业；但即使从事后一工作，它同样充满威胁，以诱惑的方式考验修道者的定力。

    中国东南地区流行的五通神，也是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根据万志英的看法，五通神的原型是山魈，代表了人们对黑暗、荒野的恐惧。不过，从宋代开始，在一些地方人士的努力下，它逐渐向一个保护人们免受疫病困扰的善神形象转变，并以“五显”、马元帅、华光等新的名号，获得了朝廷认可。但与此同时，作为邪神的“五通”继续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到16世纪，它已被视为一个好色的财神，需要人们拿美色来交换钱财，但它的护佑并不稳定，往往使其信众人财两空。直到18世纪，一组新的财神——崇尚忠义的五路财神和赵公明出现并取代了它的地位，五通的香火才逐渐式微。而无论是五路财神还是赵公明，都是从五通转化来的。换言之，如同许多同类一样，恶神五通亦终免不了被驯化的命运。

    万志英著作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是，他试图将五通神的形象变迁和明清经济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在他看来，16世纪喜怒无常的五通邪神，反映出处于货币经济起飞阶段的人们强烈的心理不适与困惑：一夜暴富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但金钱似乎更多地受制于一种无法操控的力量，与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标准毫无关联。18世纪的五路财神，则代表着一种新型的财富观念（万氏称为“资产阶级的商业伦理观”）：金钱不再被看作邪恶的根源，而具有了更加积极正向的价值：它不是秩序的扰乱者，而是秩序的维护者。对普通人来说，财富的稳步积累成为可能，而这又只有通过遵行商业和社会伦理才能达致，任何投机和侥幸之心都与之格格不入。

    在“崇德报功”之外，畏惧和讨好也可以（而且更经常地）是信仰的心理源泉。这个现象让我们以更严肃的态度正视中国人道德观念中的那些复杂面相：善和恶并不只有尖锐的对立，它们还能相互转换，甚至搅缠为一，难分难解。这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世界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言难尽。不过很明显，像祆教这样以善恶之间的战争为主旨教义的二元对立观念，不太容易在中国社会中立得住脚，大概就和这种心态有关。按照这种看法，善的胜利并不等于就只是对恶的镇压和消灭，它也可以是对恶的改造和驯服。在这方面，五通神的遭遇就是个极具启发性的事例：虽经官府持续打击，民众对五通的信仰却始终不绝；而使它最终淡出的，也并非不断的压制，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财富观的流行——显然，一种信仰可以被转化，而不可被压服。

王东杰 1971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编辑：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