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只是做了些分内工作，但在旧版与新版的“跋”中，校长一再提及感谢学生出版此书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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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百义

    接到刘道玉校长自传手稿，已是我离开武大校园18年后的光景。当时，我已担任了长江出版集团的总编辑，但还在兼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

    在此之前，我能当面聆听刘校长教诲的时间并不多：一次是刚入学时学校大操场上召开的开学典礼，校长胪列珞珈过往；一次是在行政楼会议室召开的插班生会议上，校长倡言插班生制度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次是我们毕业前夕，校长来与我们中文系插班生合影。虽然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我对校长只有高山仰止的分儿，但对刘校长的诸多改革举措，不仅如雷贯耳，而且是直接的受益者。吾此生能进武大读插班生，改变人生的轨迹，就是拜他厉行的诸多教育改革措施所赐。

    读插班生，顾名思义，我们进校就读三年级，与一帮小妹妹小弟弟到教学楼抢位子。我们中文系进校时考三门课：现代汉语、写作、文学概论，但有一个条件，每人要提供创作成果。创作成果经老师评估后算一半的分，考试算一半的分。第一届插班生经审核有600人参加考试，后来全校各系共录了90人。据说，我在这个班里入学考试总分是第一，但班里创作的牛人很多，与他们相比，我只能算是小儿科，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冠军”后，依然夹着尾巴，没敢显摆。

    虽然我们是读中文系，但可以选择上其他系的课，这就是刘校长开全国高校风气之先实行的“学分制”。我选了哲学系的几门课，如“西方哲学思潮”“中国哲学史”，还有艺术系的“音乐欣赏”等。

    这种跨系上课的制度，与“主辅修制”有关。主修课是这个专业必须学习的基础课程，如中文系，中外文学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是一定要读的，但其他课程，可以上本系的，也可以读外系的，一门课几个学分，学分选够为准。

    “导师制”也是刘校长改革的另一个方面，各班不再设“辅导员”。我们班的导师，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陈美兰先生。与此相关的，是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老师的课程，每学期开学时，教务处公布当期每位老师开设的课程，如果某一位老师的课没有人选，或者选了后学生认为讲得不好，中途可以弃学。

    另外，学生入校后还可以转系，参加考试后经学校批准，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读。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刘校长的改革试验。自豪的是，我们的插班生活，自然而然，成了刘校长自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为校长出书，记得是校长先给我打了电话，说是要来拜访我。这时候，距他从校长位置下来，已有十六七年了。但我听说校长要驾到，心里还是激动如初。

    72岁的老校长依然是那样的矫健，他握着我的手，白色镜框后，是温暖慈祥的目光。他用襄阳口音叫着我的名字：“百义！”然后，从皮包里掏出一摞打印得整整齐齐的书稿。

    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也暗中生出几分自豪——能为老校长尽“犬马之劳”是我作为学生的荣幸。

    我虽未净手沐香，但心怀崇敬之情，先拜读了校长的文稿。从“冒名顶替初考”到“假文凭混进高中”，求学心切而又敢于冒险的枣阳少年跃然纸上。往下是珞珈求学，情定东湖；苏联留学，反修回国；“文革”乱起，神州陆沉。直到拨乱反正，48岁的刘道玉执武汉大学牛耳，改革大幕徐徐拉开——

    我将稿子交给了武大毕业来社的编辑姚梅和高毫林，吩咐他们共同担任校长自传的责任编辑。书稿是我终审的。责任编辑做了不少工作，文字中那种秉笔直书风格尚在，但指名道姓之处大多已被“和谐”。封面是校长的肖像，眉头紧锁，光与影的勾勒，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正在思索中国教育向何方去的一位老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绪。

    2005年9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面世。国内媒体，争相报道。很多媒体的负责人，都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对宣传老校长的图书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此书正版加上盗版，销售称不下数十万册。眼下网上仍有售。201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又以《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为题，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增订本中，校长又增加了十万字。虽然，学生只是做了些分内工作，但在旧版与新版的“跋”中，校长一再提及感谢学生出版此书之语。

    学生一饭之恩先生仍时时不忘，先生于学生再生之恩，又何当以报？

周百义 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原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

    （编辑：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