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成员、湖北项目首席专家

一场争论

不久前，上海市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材第24课《打碗碗花》将原作中的“外婆”全部改为“姥姥”一事，引发了网友广泛热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转发的一则视频推送中也提到了上海市二年级语文课本《打碗碗花》《马鸣加的新书包》，原文中“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而“上海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姥姥’是普通话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对于这一解释，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认为，“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发表言论，反对这种统一化的表达体系。有评论员称，这样做既是对文学审美的破坏，也会把丰富多彩的汉语变得单调，不利于学生感受汉语之美；语言学家们也指出此举实为画蛇添足。对此，上海市教委发文道歉并明确提出处理意见：停用相关教科书；“姥姥”改回“外婆”；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

虽然“外婆改姥姥”风波已过，但此事背后折射出的语言学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方面，外婆改成姥姥，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以及它们不同的社会功能，而随着“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大力开展，普通话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姥姥改回外婆，说明看到了方言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从实际的生活语言出发，尊重语言的多样性。这场改去改回，更说明语言不能过分依赖规范而置于实际需求于不顾，一味追求、纯而又纯，而矫枉过正，失去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度”。

而社会舆论在捍卫“外婆”的过程中，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焦虑”：方言在式微，在越来越弱化。“尤其是在我国教育系统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包括初高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在内的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形成了这样一种现状，那就是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却不会说本地方言。更甚至在推广普通话的进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消灭方言的声音，意图借助普通话的推广、学习来消灭方言，在我国形成一种统一的语言环境。”（《普通话环境下的汉语方言存在方式研究》）“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语言、方言以‘渐变’的方式融合、消亡。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中国很多弱势语言、方言出现了一种‘代际替换’的方式，即上一辈人说A语言或方言，到了下一辈就换成了B语言或方言，中间几乎不存在从A‘渐变’到B的过程，而是呈现为一种A→B‘切换’的方式。这种消失速度已远远超出现有人力所能抢救保存的限度了。”（《关于语保工程和语保工作的几个问题》）

而且，方言不仅仅是语言，还是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伦理、习俗等人文因素的寄托，反映着特定社群的生态文化和思维方式，是地气，更是一个地方的人民族认同、区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标志。大家纠结外婆和姥姥，其实是在焦虑“我是谁，从哪里来”的身份认同。

一项国家工程

方言的式微，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而是全世界的危机。从世界范围看，近三四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趋同性与单一化的威胁，语言品种急剧减少，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社会功能逐渐分化，弱势语言活力逐渐减弱、功能日益萎缩，甚至出现了濒危征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1993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同时启动“世界濒危语言计划”，连续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2016年已在此基础上启动升级版“世界语言地图”项目。

而2015年5月，我国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是继60年前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之后又一次国家的大型语言文化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

 将语言称为“资源”，说明它像自然资源一样，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可能丰沛，也可能枯竭，可能需要传承保护，也可能能够开发利用。如学者所言，“‘资源式’保护的目的是构建合理的语言生态环境，引导语言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语言生活的和谐。”

 语保工程内容包括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文化典藏、采录展示平台建设等，其中拟对全国各民族的语言、各地的汉语方言展开的统一调查，涉及全国56个民族、2000多个县，用5年时间完成。也就是说，今年是很多方言调查子工程的收官之年，包括湖北方言调查。汪国胜就是语保工程湖北项目的首席专家。

一次方言调查

湖北方言在各方言区并不算很复杂，但在学界名气却很大。源于1936年，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等几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利用科学的方法对当时湖北省辖71个市县中的64个市县方言进行了广泛地的调查，1948年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省的方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成为方言调查报告的一个模型”。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将湖北方言分为“西南官话、楚语、赣语、楚语+湖南方言”四个区域，这也开后来认定湖北方言分“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和赣语区”三个区之先。

 80多年过去了，湖北方言发生了哪些变化？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人际交往的频繁、语言生活的活跃，给方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城镇区域，方言面貌变化如何，哪些处于濒危状态，需要抢救？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老一辈基础上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而这些正是汪国胜主持的《湖北方言研究丛书》要回答的问题。日前，读+周刊专访了汪国胜教授。

【访谈】语言不光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硬实力

方言的保护，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读+：近些年来，从语言学界到国家层面，都提出了“方言保护”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方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现在方言受到重视，并要加以保护，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上的变化？

汪国胜：“方言保护”的问题，确实是近些年来才提出的。我国是语言大国。据上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统计，我国约有80来种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更是丰富复杂。但无论是民族语言，还是汉语方言，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我国现代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在加剧变化，有的民族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有的汉语方言日趋衰微，甚至面临消亡的境地。比如大冶金湖话，20世纪80年代，“金、江、肩”等字声母读[c]，“轻、强、牵”等字声母读[cÁ‘]，“病、星、清”等字韵母读[ian]，“丢、酒、就”等字韵母读[iau]。现在好些年轻人，甚至有些中年人，“金”等声母读[tþ]，“轻”等声母读[tþÁ‘]，“病”等韵母读[in]，“丢”等韵母读[iu]。这一变化显然是受普通话的影响，而且这一变化还在类推，并在不同的人群中扩散。可以预见，会在不久的将来引起同类声母、韵母的系统性变化。词汇也在变化，比如亲属称谓，“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原先叫“父、（女+衣） 、阿爹、阿母、家公、家婆”，现在很多小孩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变化无疑也是在向普通话靠拢。大冶方言的变化只是汉语方言变化的一个缩影。可以想见，很多像大冶金湖一样的乡镇方言正在经历着变化。方言不像地下矿藏，可以定格固化，永久保存；如不及时抢救，记录存档，科学保护，将会成为永远消失的历史，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方言的保护，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其实不光是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同样也在经历着快速变化的过程。满语作为一种生活语言，已经消失。据调查，现在会说赫哲语的就剩下20来人，再过几十年，中国有可能只有赫哲族而没有赫哲语。湖北恩施的土家语也已经消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记录文化。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消亡，意味着一种文化的丧失。为了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丰富性，多年来学界一直呼吁，要及时抢救和大力保护我国的语言和方言。

学界的声音得到国家的重视。为了有效开展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工作，2015年，国家语委规划并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这项工程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项语言工程，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长沙）召开“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表明了国际上对中国“语保”工作的充分肯定。“语保工程”的实施，就方言而言来说，不光是学术研究上受到了重视，在语言生活上也受到了重视。

读+：现在的提法叫“语言资源”。为什么说语言也是资源？

汪国胜：说语言是资源，这不只是说法上的一种不同，它反映了认识上的提升和理念上的变化。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过去我们只是把语言看作是交际的工具。其实，语言不只是交际工具，语言还是民族的标志，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国家的象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现在我们认识到，语言不光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硬实力。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这一理念反映了当今世界语言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保护语言资源，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语言生活的建设与丰富，还是对语言研究的深化与推进，对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提升与强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推广普通话不是以弱化方言为目的

读+：我们一方面强调推广共同语（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方言的多样性，传承方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汪国胜：在我看来，推广普及普通话和保护传承方言是不矛盾的。学好普通话，并在正式的、公共的等特定场合使用普通话，同时学好方言，在非正式、非公共的一般场合（比如农村、家庭）使用方言，都是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自然界需要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需要语言方言的多样性。保护语言方言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2019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保护语言方言多样性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保护语言方言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读+：关于方言的保护，社会上也有质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认为：中国需要大力推广普通话，抢救保护方言势必妨碍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全球化时代，保护方言是开历史倒车等等，您怎么看？

汪国胜：社会上有人对方言的保护提出质疑甚至反对，这很正常，这是因为他们对方言的认识有误区或者有偏颇，对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有误解。有的人就认为，方言不利于交际，没有保护的必要，应该任其自生自灭。有的人只看到方言社会交际的作用，不理解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传承地域文化的功能，更不知道其学术研究的价值，没有认识到方言也是一种资源。

其实，推广与普及普通话不是以弱化甚至消灭方言为目的。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要推广和学好普通话，同时在方言区也要鼓励学好和用好方言，普通话和方言共存并用，和谐发展，才能形成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在现代社会，语言能力是人的一种重要素质。能够掌握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言，将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我们应该提倡双语双言和多语多言。关于方言的传承，我觉得要从娃娃抓起，要让新生代从小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也能学好方言，成为方言的使用者和传承人，不能让方言只是父母甚至祖辈使用的工具。普通话可以作为家庭用语，方言同样可以、也应该成为方言区的家庭语言。方言能不能进校园，在某种特殊背景下（比如当方言面临消亡的时候），方言能不能成为课外教学的内容，这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和尝试的举措。

方言就像是随身佩戴着的一枚徽章

读+：语言涉及到身份认同。常常说持某种方言才会被认同为某个地方的人，那么方言会给人带来怎样的身份归属感？

汪国胜：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记，方言是一个社群的标记。人们使用语言或方言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的社会身份，语言和方言就像是随身佩戴着的一枚徽章。语言和方言还是民族和社群认同的标记，是情感维系的纽带。即使是不熟悉的人，在异国他乡听到母语或家乡方言，都会感到特别亲切，可以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无改鬓毛衰。”唐人贺知章的这两句诗，表现了诗人对故乡土和乡音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因为语言和方言可以显示身份，所以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有时会选用强势的有威望的语言和方言。20世纪80年代，广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活跃，广东人先富了起来，于是粤语一时盛行，成为内地模仿的对象，好像说上几句粤语，就显得时尚，身份非同就不一般。

80多年来湖北方言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读+：现在“语保工程”对湖北方言的调查，跟当年赵元任等先生的调查有些什么不同？

汪国胜：20世纪30年代赵元任等先生的调查和现在“语保工程”的调查，虽说都是大规模的调查，但在范围、内容、选点、手段等方面存在差别。第一，赵先生只是调查了64个市县，还有潜江、谷城、远安、宜城、建始、五峰、咸丰7个市县未做调查，未能实现调查范围的全覆盖；“语保工程”调查了80个市县，实现了湖北方言调查的全覆盖。第二，赵先生的调查偏重语音，词汇条目很少，语法基本上没有涉及；“语保工程”调查了1000个单字，1200条词语，50个语法例句，调查的内容相对来说全面一些。第三，在方言选点和发音人的选择上，“语保工程”比赵先生的调查更严格，因此所调查的方言更具有代表性。第四，“语保工程”除了要求纸笔记录，还对每项调查内容同步进行了音像摄录，更好地保留了方言的原生状态。赵先生调查上的某些不足是因当时条件的限制所致。其实，这两次大规模的调查都只是概略性的调查，以了解方言的基本面貌。下一步，我们将计划对湖北方言开展较为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做具体的描写和细致的分析。

读+：在您看来，湖北方言最主要的特点有哪些？从赵元任等先生的调查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湖北方言与当时的湖北方言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汪国胜：湖北方言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方言分区上的概念。按照目前学界的认识，湖北方言分为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赣语。特点都是比较而言的。就湖北境内方言的比较来说，声调上，大体的情况是，西南官话4个，没有入声；江淮官话6个，赣语5个，都有入声；江淮官话除了平分阴阳（阴平、阳平），去声也分阴阳（阴去、阳去）。江淮官话有[”u]类韵母，这是它区别于西南官话和赣语的重要特点。这只是语音上的表现，词汇和语法上也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就是官话和赣语内部，不同的县域方言之间，也存在一些个性上的差异。

方言只要在用，就会有变化，只是有的时期变化得慢一点、少一点，有的时期变化得快一点、多一点。跟8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湖北方言肯定在语言要素的各个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语法上，宜都话原先说“有钱冇得”，现在一般说“有钱没有”，用词不一样；咸宁话原先说“把两本书得我”、“借五块钱得我”，现在多说成“把我两本书”、“借我五块钱”，词序不一样。湖北方言更多的变化，需待“语保工程”完成之后，根据新近调查的材料来做全面的总结。

读+：以您的认知，湖北哪个地方的方言最难懂？湖北是否存在“方言岛”现象？“方言岛”是怎么形成的？

汪国胜：湖北方言最难懂的当然是赣语，即东南部的方言。武汉离大冶只有百把公里，可是武汉人恐怕很难听懂大冶话。在鄂东南地区，“十里不同音”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我的家乡大冶来说，第三人称代词“渠”（他），金湖说[k‘e31]，大箕铺说[tþ‘i31]，声调相同，但声母和韵母都不一样；称呼母亲金湖用“ （女+衣）”，大箕铺用“姆”。两地相隔不到十里，说法却不一样，可见内部差别之明显，话语之难懂。

湖北境内目前还没有发现“方言岛”，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据说，安徽的郎溪县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说大冶话，大冶话成了当地的“方言岛”。这种现象当然是移民的结果。根据对此感兴趣的人士走访得知，太平天国年间，大冶有几千人迁徙到安徽郎溪一带定居，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一百多年来，他们依恋故乡，乡音不改，并保留着大冶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不过，历经一百多年，又受当地方言的影响，郎溪的大冶话发生了一些变化。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我们调查和研究的。

读+：有人认为，武汉方言跨两个方言区，北部是江淮官话，南部是西南官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武汉话中有所谓的“弯管子”现象，它对武汉方言有什么影响？

汪国胜：就区域范围来说，对“武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小武汉”，只包括武昌、汉口和汉阳，即“武汉三镇”；一是指“大武汉”，除了“武汉三镇”，还包括江夏、蔡甸、黄陂、新洲等。如果按“小武汉”来理解，武汉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如果按“大武汉”来理解，武汉方言跨了两个方言区，黄陂方言和新洲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武汉南北方言的不同，跟“天堑”长江的阻隔是有一定关系的。

（作者：作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