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与“漩涡”有关的几件事
作家冯骥才，在最成熟最有精力的时候挺身去做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里没有写出一部中篇小说，无论旁人如何夸赞他的义举，他心中也是难受的。他说自己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我承认，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
如今他用新出的两本书宣告自己冲出了漩涡。一本是《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一本是《单筒望远镜》，在他心里搁了30多年的一部长篇小说。
围绕这两本新书，读+记者近日采访了冯骥才。为了让读者看清这个“漩涡”，有必要先讲述与之有关的几件事。
1.90年代初发生了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和他的几个作家朋友都暂时离开了文学。王蒙和刘心武埋头于红学；张贤亮“花两千块钱买了一个进口的真皮公文包，开会时请假去王府饭店与港商谈生意”。冯骥才本人回归绘画。
他画得很成功，在多个城市开画展；走南闯北之际，发现“一种可怕的文化现实正在全国到处发生”。
在山东东平县一块雕满唐代以前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几个山民的孩子举着锤子高喊“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巨石上的佛头已去了一多半。
在周庄，他得知柳亚子办南社雅集的“迷楼”要以3万元卖掉，他决定“卖画保楼”，谁知3万元拿到后，房主涨价要5万了。冯骥才就再卖一幅画，可是对方还要涨价。后来有人对他说，你们一个劲儿非要买，已经把房主闹明白了，他不卖了，也不拆了。
在老家宁波，冯骥才得知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要拆。他去看了，“粉墙黛瓦，马头山墙，临水而立，沉静精雅，又十分破败。”房子建于明代，不大修无法再用，大修需要20万；这次冯骥才卖了5幅画。
迷楼和“贺秘监祠”都保住了，现在“活”得很好。
2留不住老城
1994年年底，他到日本举办画展归来，突然收到消息：建城近六百年的天津老城要被彻底拆除，由天津和香港的开发商联合建造“龙城”，“龙城”广告上印着大字：“纯粹香港风情，让人忘了身处天津！”
让天津人忘了自己在天津？冯骥才“感觉自己一下子蹦了起来”。
冯骥才的画馆变成了“联络站”，各路友人进进出出，带来老城各种危情。他决定：拍照。老城从来没有一本自己的图册，现在要用摄影把这座城市的影像“抢”下来。
他很快拉起一支志愿者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专家、建筑师、文化与民俗学者，一部分是摄影家。他们把老城划分成若干版块与区域，由专家带领一队队摄影师分别到各个区域工作。每天大家都把拍摄好的胶卷连同文字记录送到画馆，然后冲洗照片、分类整理和编写说明。一切费用由冯骥才担负。
与此同时，冯骥才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呼吁，终于留住了一点老城精华建筑，还建起一座“老城博物馆”。
3泪洒估衣街
1999年年底，冯骥才突然得知估衣街马上要拆。
平原上的城市大多缘起于一条河，城市的雏形基本上都是一条傍水的商业性老街。在天津，这条老街就是背靠南运河的估衣街。所以天津素有“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之说。
冯骥才一方面通过媒体营造出保护街上谦祥益等文保单位的舆论，一方面像5年前那样召集志愿者。他们进入估衣街摄像拍照，访谈原住民留下口述史，搜集文物资料。
在冯骥才的舆论动员之下，估衣街的“拆”与“保”渐受到关注。《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采访冯骥才的报道，央视一套也播出了。
随后他应邀访问法国两个月。半个月后他回国，直奔估衣街，“像经过了一场大战，被荡平的城区显得分外开阔，到处废墟和瓦砾，……我忽然忍不住哭了。我承认我无能，我是失败者。”
4、和比利时人争买枣木轿车
冯骥才灰心了，但没有死心。在法国的两个月里，他本想研究罗丹、凡·高和塞尚，无意中却看到了《今日法国》关于“文化遗产”的专号，全面介绍了法国人当代的文化遗产观、保护理念、方法。杂志中有一句话给他印象极深：“法国人人都感到自己是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社会各界早已动员起来关心文化遗产。”
冯骥才还学到法国举国上下所做的两件事情：文物普查和文化遗产日。
他从雨果写于1832年的《向拆房者宣战》中看到，160年前法国也曾有过一次野蛮的城市破坏，是知识分子站了出来。而当了文化部长的作家马尔罗，则在1964年推动了“大到教堂小到匙勺”的全国文化普查，摸清了法国的文化家底，极大增强了法国人的民族自信。
法国之行，使冯骥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更加深入透彻，上升到了理论高度。2001年，他当选为中国文联下设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有了一个做事的平台；天津大学建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他为院长，此后，院里的研究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力军。
而此时，各种民间文化的流失也到了“高潮”。在北京古董村吕家营，“我见到一个终生难忘的景象，……一个库房内放着各式各样的古老油灯，总共有一两千个；另一个仓库内全是各样色彩优雅又漂亮的彩绘帽盒，堆积如山；再一仓库里各式各样的烟袋和拐杖，式样之繁多，数量之巨大，见所未见。给我的感觉——好像有一架神通广大的‘吸取机’从中华大地上开过，数千年一切遗存瞬息间便被尽其所有、净光光的汲取一空。”这些分门别类的仓库，都是为方便外国人选购而形成的，驻京外国人中有不少“常客”。
“记得一次我和一位比利时人争买一辆精工的枣木轿车。我一狠心，花掉一本书的稿费。其实我不是非要这辆车不可，而是不愿意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么好的东西再让洋人弄走。”
5、抢救工程
在这个背景下，冯骥才刚当上民协主席就提出，“我们要做的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行动。”
中宣部注意到了冯骥才的提案，同意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宣部的立项和30万拨款给了冯骥才底气，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代表民协宣布：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我们决定要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我们计划用时十年。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统统在我们的视野中。”
6、漩涡里的滋味
冯骥才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漩涡。
这“漩涡里”的艰难曲折就更多了。有一次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罕，就回到北京，申请了几个月弄到一台摄像机，再赶到甘肃，得知老太太上个月已去世，临死前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为了筹集经费，冯骥才只好又去卖画，台湾电影演员赵文瑄闻讯赶来捐了100万，说：“你感动了我那么多次，我也感动你一次吧。”
这些都是历史，人们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
2006年，中国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开始发挥文化保护主体作用。
实力在变强，意识在提高，技术在进步。今天，一部最普通的智能手机，就能录下影像资料。
2015年，冯骥才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座谈会上说：“抢救工程一开始只有30万启动费用，现在我们要300万都不是太难，现在中宣部批准的一个唐卡的项目就有400万。”
就是在这个会上，冯骥才宣布，全国性民间文化（非遗）的大普查基本上结束了，国家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大体上5000年农耕文明的文化创造心有底数，2003年那个“地毯式普查”的承诺基本实现了。
【访谈 】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
有很多我想保护的东西也没有保护住
读+：民间文化保护现状如何？您如何评价自己所做的工作？
冯骥才：我并不认为我这方面是个成功者，有很多我想保护的东西也没有保护住。
现在民间文化保护的重点，一个是传统村落，一个是“非遗”。
村落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和场所，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家园，农耕文明时期生产的最原始基地。这样的地方有很强的遗产的含量、内涵，有很多很深厚的遗产性质，跟一般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村落”现在评了超过6000个，只要一评上、一挂牌，立刻就要开发旅游。凡是能有旅游价值的东西都被拉到生活表面，没有旅游价值的就没有人理了。原来的歌舞、民俗慢慢就变成旅游表演，变成躯壳了，原来人们因丰收而跳舞，现在是为钱跳舞。
此外，传统村落也面临空心化的问题。村里的生活条件和收入不如城市，而且有很多村落因为孩子上学太远，父母必须把家迁到城镇。
怎么样避免空心化，现在似乎只有开发旅游这一个办法。
关于“非遗”保护，现在的误区是支持了传承人就等于支持了这项非遗，其实未必。如果这个传人“变味”了，脱离了那片文化土壤，到别的地方卖艺去了，那么这个“非遗”其实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如何跟进、如何监督，这都是问题。
读+：读过您的《漩涡里》，看到政府官员的保护意识增强了，经费也多了，专家学者更加积极地介入了，那么现在的难点或者说关键问题在哪里？
冯骥才：关键在于，老百姓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当成“宝贝”，是不是真的热爱。让我高兴的是，通过十几年来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工作，人们渐渐有了文化的自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开始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了。有些村落的村民已经不允许文物贩子进村来买东西。再比方说，最近我们在做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时，河北省井陉县召集全县的动员会，要把这个调查作为“文化立县”的工作来做。近年来我遇到的这种事情愈来愈多。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演讲，另外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带着不少干部跑来听，想得到启发。常常还会有一些地方，县里的、村里的，把他那里文化遗存的图文资料拿来，请你帮他们认定，给他们提提建议怎么才能保护好。我觉得全民的文化意识正在一点一点觉醒，这最重要。
老百姓是我们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变化。
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不是一句话，是历史责任
读+：您40多年前就写过《义和拳》，这次写的《单筒望远镜》还是这个背景，您为什么放不下这个题材？义和团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
冯骥才：这部小说很早就在我心里。义和团是天津几百年来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八国联军因此在天津进行了一次屠城，就像古罗马、十字军那样，去毁灭战败者的城市。
对义和团有各种说法，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之说，有“落后就要挨打”之说，有“盲目排外”之说。我1977年写过55万字的《义和拳》，但是我并不满意那部小说，觉得没有说出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我这部《单筒望远镜》就是想说出，真实的义和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义和团的资料，有清朝文人写的，有西方人写的，但是长期没有义和团自己的声音。1960年，南开大学的师生找到了一些幸存的团民，给他们做了口述，汇编成《天津义和团调查》，这个资料我很重视。
当时，中国老百姓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把压力归结于外国人，在没有人组织的情况下，如干柴烈火一般自发起来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出某种智慧和策略。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当一个文明遇到另一个文明的时候，结果不一定是更文明，历史上这种事很多。
那么当文明遇到文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找到的一个意象就是“单筒望远镜”。使用它，只能闭上一只眼、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要么是只看到美，或者只看到新奇，要攻击时可能只看到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部小说这个时代所有人物，都在举着“单筒望远镜”。
我反对“文明冲突论”，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读+：您曾经说过，文学、绘画、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是您的“四驾马车”，今后您还会写小说吗，精力如何分配？
冯骥才：我肯定会重返小说。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需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二十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但是我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关于传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古村落的空心化问题研讨，还有一些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
我说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思想。是历史责任。
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编辑：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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