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武汉，中国抗战的心脏。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从人们心里默念，到挥舞手臂吼出来；从影院内外的传播，到大街小巷震天响；从先进组织和进步人士带头传唱，到广大民众争相传扬……这一切，恰是发生在那时的武汉。

以音乐为号角，以旋律作武器，在武汉这块炽热的土地上，在救亡图存的烽火硝烟中，一次震撼人心的民族精神总动员壮阔完成。

值此《义勇军进行曲》创作90周年之际，长江日报记者连日采访多位文史、音乐界专家学者，他们表示：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这首歌曲，从初创到广为人知有一个传播过程，正是在热血沸腾的武汉保卫战前后，这首歌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为它最终成为新中国国歌奠定了深厚的传唱基础和情感基石。

人们涌向江汉关、中山公园、长江江面

数十万人高唱同一首歌

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当年的中山公园体育场，黄鹤楼旧址所在地，还有江汉关前、长江江面，都曾是人们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地方，记者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志记录中了解到。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湖北武汉，至1938年10月城市沦陷，这期间武汉成为实际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武汉人同唱这首歌，每有爱国活动必唱，规模越唱越大。”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吴明堂说。他介绍，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党倡导和组织起来的。

歌咏队在武汉街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人圈内左下黑衣者为冼星海指挥的背影。（资料照片）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在周恩来等优秀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武汉会集了来自全国的顶尖文艺人才，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救亡活动。郭沫若、田汉、洪深、冼星海、张曙等文化界人士穿梭三镇，日夜奔忙。“首次10万人的大合唱唱响，恰逢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党事先在武昌、汉口和汉阳组织了歌咏队，庆祝胜利、号召抗战。”

1938年4月7日晚7时，武昌歌咏队乘着划子（以人力桨橹为动力的小型船只）向江汉关集结，与汉口的歌咏队会合，大合唱拉开序幕。“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传开后，加入的群众越来越多，延伸成数公里长的声浪。浩浩荡荡的江面上，数千条帆船排列整齐，火炬齐明，歌声与涛声碰撞交融，响彻夜空。

直至晚10时以后，队伍才渐渐散去。郭沫若在《洪波曲》中专门记述这一夜：“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歌唱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接下来几天，武汉各界又连续举办歌咏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是其中的主打。9日上午，人们从中山公园出发沿途歌唱，当晚光明大戏院，“起来”的旋律再响，人山人海，“根本没有插足的地方”。10日，黄鹤楼下，冼星海等组织夜间歌咏集会。百米长阶上站满歌者，无数市民自发参加，汉阳门一带交通堵塞。当时《新华日报》这样报道：“火花、灯影映在水面，救亡的歌声更与流动的江潮溶成了一片争自由的吼声。”

1938年7月，武汉为抗战举行捐款“献金”活动，现场市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图片来自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截图

7月15日，在市地方志办公室，记者在省地方志专家库成员陈迟帮助下，看到了大量当时的现场记录、人物回忆录和各类照片。陈迟感慨，回头看会发现，当时的歌咏活动，动辄上万人、十几万人，比之今天的各类演唱会规模都要大，最关键的驱动力是什么？是拳拳爱国心、殷殷救国情啊！

武汉街头的“吼声”传递到海外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最嘹亮的中国之声

“武汉的抗战音乐宣传活动，规模空前！”江汉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轶告诉记者，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从未有过如此倾城出动的群众歌咏活动。

梳理史料发现,抗战初期在汉的歌咏团体约有300多个。从“台儿庄祝捷大会”的“万人大合唱”，“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中的歌咏日、美术日，到“献金音乐大会”、节约运动宣传周歌咏活动等，1938年4月到8月，短短4个月,万人以上规模的歌咏活动至少有5次，这是抗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最大规模的传唱。

“那时的武汉，工农商学兵、老少中青妇，几乎人人会唱歌，个个敢吼几嗓子。”以歌鼓舞人心、以歌凝聚力量，人们从武汉慢慢摸到经验，形成办法。

当年武汉涌现了很多进步青年，曾昭正就是其中一员。“他是冼星海来汉后的战友，陪同冼星海参加了多场歌咏活动的指挥，见证了那段时期的热烈辉煌。”7月19日，记者在曾昭正之子曾宪德老人的家中，听他讲述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轨迹，尤其它在武汉“热得发烫”的来龙去脉。

如今，曾昭正之子曾宪德老人，常常在家中翻看冼星海女儿冼妮娜送给自己的《冼星海全集》。 记者刘睿彻 摄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主题歌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这首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歌曲，随着影院播映和唱片发行，迅速传播。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包括武汉在内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同时，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

“我父亲当时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热爱音乐。1935年暑假去上海探亲，听到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深深被震撼，他把这首歌带回了武汉，带回珞珈山，首先在大学校园里教唱传唱。”不久后，曾昭正和另一位武大同学李行夫将这首歌编进了《大家唱》歌集第一辑。

曾宪德展示父亲曾昭正当年编辑的《大家唱》歌集，其中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 记者刘睿彻 摄

曾宪德透露，正是在众多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的促动下，万人同歌在武汉才一次次成为现实。万人大合唱进行时，曾昭正就协助冼星海，交替担任歌咏队的指挥。在长江江面上，在火把照耀下，冼星海、曾昭正和群众一道，激情万丈，热血燃烧，浑然不知道战争的危险就在身边。

1938年春，冼星海在汉口的曾昭正家从事音乐创作。（资料照片）

《义勇军进行曲》在武汉进行到高潮，不止国内记述浩繁，国际知名纪录片导演、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四万万人民》，更是把武汉街头民众高唱此曲的画面带向了全世界。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美国上映，引发轰动。1940年，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和录制《义勇军进行曲》，1945年该曲入选反法西斯盟军凯旋曲目。

它是这份世界曲目上唯一的中国旋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嘹亮的中国之声。

绝不是一城一池歌唱

武汉的歌声是民族史的浓墨重彩

1937年底的一天，冼星海初抵武汉，在光明电影院指挥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演唱。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冼星海突然转身180度，指挥全场观众齐声合唱，剧场气氛瞬间达到顶点。

1937年10月，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来到武汉。左三为冼星海，居中戴眼镜者为洪深。（资料照片）

曾宪德一直难忘父亲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述，“合唱一遍后，星海突然转身面对台下，指挥棒猛地向上一提，犹如统帅号令冲锋！顿时，场内如火山喷涌，几千人雷鸣般爆发，热血沸腾。真是时代的最强音！”

也正是从那一次开始，现场人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很多类似活动或开场或压轴的固定传统。

1938年，武汉街头，爱国人士指挥市民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图片来自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截图

“1938年的武汉，是《义勇军进行曲》传播史上的高峰时刻，这一点毋庸置疑。”吴明堂向记者表示，“这个高峰时刻，体现在参与人数空前之多；影响力特别大、辐射面特别广；具有国际化色彩，不是一城一池的‘自嗨’。”他表示，正是在武汉这里，这首歌完全跃出了电影银幕，真正唱进了四万万同胞的血脉，升华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抵御外侮”的精神战歌。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何宽钊致力于当代礼乐文化研究，他向记者强调，作为当代礼乐的典范，《义勇军进行曲》最终成为国歌，不仅是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更承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的记忆和叙事。1938年的武汉歌声不仅是一方城市和市民的歌声，而是民族的、时代的歌声。“英雄城市武汉的标志性作用，是值得历史永远铭记的浓墨重彩一笔。”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丁翾】